颜回向夫子请教“仁”，夫子告诉他，克制自己以符合礼就是仁，一旦这么做了，天下的人便都会称许你是仁人；实行“仁”要靠自己，具体来说就是：凡是不合乎礼的，就勿看、勿听、勿说、勿做。颜回说，我虽然迟钝，也请让我照此教导去实行罢。践行这“四勿”当然不太容易，不过，看来颜回严格约束自己，持之不懈，真的做到了（怎么做的事迹，《论语》没有具体记述）。可能正因为此，夫子便称许他“其心三月不违仁”。后世（元代）颜回被封谥为“复圣公”，想必也是这个原故。

 

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得到任用，就出来从政行道，遭受弃置，便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孔子是积极用世的人，得君行道是他孜孜以求的，“舍之则藏”则非其所愿，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然的话，夫子为什么要携众弟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栖栖皇皇干谒诸侯呢？（司马迁说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显然是夸大了。）夫子说这话，可能是针对弟子中的两种人，一种是过分汲汲于仕进者，另一种是宁愿不仕而隐者。对于“行”与“藏”，夫子认为只有颜回和他一样把握得当。可是，颜回终其一生，却未曾有过“用之则行”的实际，似乎始终处于“舍之则藏”的状态。这是什么原故呢？《庄子·让王》中有此一说——

 

 

按照如此说法，颜回是自己不愿出仕（当官），且得到孔子的赞赏。这跟《论语》中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相悖，不足为信。在《庄子》一书中，屡有借孔子及颜回之名申言道家理念，此为一例（《让王》篇系庄子后学弟子所撰）。但颜回未曾“仕”也确是事实，可能的原因是：或没有逢到“用之则行”的合适机遇，或虽“好学”且有德行，却不擅于政事，俗一点说，即颜回不是那种当官的料——后者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上述《让王》一则说颜回“家贫居卑”，倒是合乎实情。至于说“回有郊外之田五十亩”，“郭（城）内之田十亩”，也不是无由的虚构。“惟士无田，则亦不祭”（士人没有田地，就不能祭祀祖先），周代对德行之士给与田地，作为祭祀所需，称之为“圭田”；据孟子说，“卿以下（士人）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这正跟颜回有郊外之田五十亩相合，又可能其德名较著的原故，还获有十亩城内之田，两者加起来约合今十八亩多一点。我们知道，因古代耕作条件所限，产量当不会很高，加上颜回专志于学业，对田地想必也疏于经营（非指其亲自耕作），恐怕又没有其他的进账，就如孔子所说的“回也其庶乎屡空”（颜回治产业差不多都失败以至于穷困潦倒），所以，靠那五十亩田能喝上稀粥就算不错了。对这样的寒士境况，颜回倒也安之若素，不以为忧。《论语》里记孔子的赞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夫子在此以颜回为难得的楷模，赞许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

 

孔子和门徒在陈、蔡之间遭围攻，一度陷于绝粮困境。夫子先后找来子路和子贡，问他们：难道我的道不对么？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子路、子贡回答了，都不能令夫子满意；于是又找来颜回，用同样的问题问他；颜回说了一通“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见君子”的话，让夫子听了不禁高兴地说：是这样的吗？颜家的子弟呀！假使你有很多财富，我真愿意做家宰替你理财呢！夫子难得也幽了爱徒一默。从这假设性的话语里，似乎也可以看出，尽管夫子赞赏颜回的安贫乐道，但内心其实也希望他能过上富足的日子。

 

可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于刻苦用功，身体久亏的颜回不幸英年早逝。爱徒死后，夫子悲恸不已，哀叹着：“唉，老天爷要我的命呵！要我的命呵！”有人劝他老人家别太伤心，夫子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谁伤心呢？”

 

然而，颜回的父亲颜繇请求夫子卖掉他的车，为颜回置办敛葬的外椁，夫子却拒绝了。夫子说儿子孔鲤死的时候，敛葬也只有内棺，没有为他置办外椁，因为自己作为离职的大夫，是不能没有车子徒步而行的。可后来几个弟子却为颜回张罗了一场厚葬仪式，很可能还顺了老学长颜繇的心意，为颜回置了外椁。夫子阻止不了，无奈地说：“颜回呀，你把我当父亲看待，我却不能对你像儿子那样呵！这不是我的主意，是那些弟子要这么干的！”在夫子看来，“礼”必须事事恪守而不得逾越，尽管颜回是自己最钟爱的弟子，也不能认可破格厚葬的做法，因为这是“非礼”——违背“礼”的规矩的。颜回活着时，谨循夫子“约我以礼”的教诲，时时勉力于“四勿”，成为一个守礼君子。但在他人生的终点，却因同窗情义而身不由己地“非礼”，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遗憾。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