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件是，季氏准备攻伐邻近小国颛臾，冉求和子路去告知夫子，夫子听说后便责备冉求，认为他作为季氏宰难辞其咎。冉求分辩说，他和子路本来也不赞成这件事，可颛臾近邻季氏封邑，为防后患而攻取它似乎也有其道理。夫子听后更生气，指责冉求为贪得无厌找借口，又说了一通“谋动干戈于邦内”将招致祸害的道理。后来，季氏放弃了攻颛臾的图谋，这可能跟冉求转达了孔子的反对意见不无关系。

 

还有一件是，季氏“用田赋”，冉求也没有劝谏、阻止。《论语》中有一则：“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夫子的道义，可是（要劝阻季氏）我的力量不够。夫子说，力量不够的，是半途而废，而你现在却是止步不前（意指冉求根本没有对季氏进行劝谏）。对季氏“用田赋”，孔子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按先王之制，“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国语·鲁语》），即有战事时才征收赋税，无战事则免征；而“用田赋”实行常年征收，这不仅是违制，而且还会增加民众的负担。所以，孔子对冉求未尽劝阻之责很不满。然而，据《左传》记述，季氏在推行“田赋”之前，曾委派冉求征询夫子的意见，孔子答以“丘不识也”（我孔丘不懂这种事），求询三次都是这样；季氏心里很不痛快，让冉求传话给孔子：您是国老，期待您的高见好办事，为何不明白地说个话呢？孔子还是没搭理。但他在私底下对冉求说，君子要按礼制行事，事情应做得适当，赋敛须尽量微薄，若是贪婪无厌，就是推行田赋，也会觉得不够的。还说，季氏既要恣意行事，为何还来问我呢？……孔子的这番话，冉求传给季氏，但季氏听不进去。没过多久，鲁国便实施了“田赋”制，时为鲁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83年。

 

《论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推行“田赋”之后。孔子或认定，冉求作为季氏宰，这也等于是他在帮助季氏聚敛增财，因此怒而宣称，冉求不是自己的门徒，还叫弟子们擂起鼓来，一起攻击他。古代战场上开战先要击鼓（所谓“一鼓作气”），不过夫子这里说的“鸣鼓而攻之”，并不是要抡起拳头或棍棒，对冉求进行“触及皮肉”的教训。王充的《论衡》对此有解释：“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可见，“鸣鼓而攻之”，就是击鼓造声势，对冉求进行严厉斥责，这是文斗，有点像后来那种“现场批判会”。不知当时孔门的“小子”们，是否真的遵从师命，对年近半百的冉求“鸣鼓而攻之”——若有的话，想必会很好看——可惜《论语》又没有记录。不过，夫子没有因为说了“非吾徒也”，而真的开除冉求的名籍，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不然的话，冉求怎么可能还列名于孔门“十哲”呢？

 

《论语》有一则记述，孔子曾将冉求和子路作对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说冉求生性退缩，因此要推他向前；子路胆子有两个人大，所以得拽他一下。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冉求数次未对季氏进言劝谏，似乎跟他胆怯退缩的性格有关系了。然而，在《左传》中，却呈现出一个与此迥异的冉求——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春，齐国进犯鲁国，季氏问冉求怎么办，冉求说，你们三位（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中的两位率军抵御，一位留守在朝。结果叔孙氏和孟孙氏都不肯率兵出战。冉求于是又对季氏说，那就只能由您亲自率师，背城一战了；还说，叔孙、孟孙两家不愿出战也很自然，因为执政大权都在季氏手里，季氏既然身负国政，齐人攻打鲁国而不能作战，便是您的耻辱，这就不配跟诸侯并列了。听冉求这么一说，季氏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冉求受命率领左师，与齐军激战于郊外，在冉求的指挥下，鲁军作战勇猛，齐军仓皇溃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季氏想见好就收，没有允许。……事后，孔子听说冉求用长矛攻破齐军，也表示了赞赏。

 

从《左传》的记述来看，冉求显然不是那种怯懦退缩的人，在鲁国面临危难的时刻，他敢于对顶头上司季氏直言无忌，甚至说出有“冒犯”意味的话（如“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而一旦身临战场，英勇善战不逊于子路，也没有临阵退缩的表现。如此看来，按照孔子所谓“道”的期望，冉求或有所不足；但在事关国家安危，身当“执干戈以卫社稷”时，他是不畏怯，不退缩，敢进言，敢担当的——这时候，他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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