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师甚众，既武且勇”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敌近而薄我”，我“欲去无路”，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理、备、果、戒、约”五种才能。“理”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

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良将”在此之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不劳而功举”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愚而信”、“贪而忽名”、“轻变无谋”、“富而骄”、“进退多疑”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战方针等。在“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智将”还是“愚将”。如为“智将”，则“勿与战”；如为“愚将”，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颁赐有功者”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为先”。部队缺乏教练，就会“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论将》）号令严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应变》）“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中实行“什伍相保”。如此，则“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严刑明罚”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赏”来激励士气。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杀”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仁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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