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新疆：屯田三利

乾隆帝曾为新疆屯田作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汉代嘉充国，屯田充便始；

尔时实边防，多有戒心矣。

今日亦屯田，事乃异乎彼；

西域平定后，疆辟二万里。

地即无争战，土复甚丰美；

雪山引沟渠，水旱均足恃。

督臣欲招垦，条奏其事体；

甘肃地即瘠，新疆利堪指。《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3，《陕甘总督文绶奏新疆屯田诗以志事》。

这几句诗，乾隆既说明清朝在新疆屯田与汉代从军事目的出发有不同，又提出在新疆屯田的方法和条件。的确，新疆北部屯田，清代也以解决军粮始，进而才大兴民屯，成为开发边疆的事业。总的来看，新疆屯田有三利：

首先，军粮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新疆的地理位置，由东北而西南，先后与喀尔喀蒙古、甘肃、青海和西藏为邻。这些地方，除甘肃之外，均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农业比重很小。甘肃地方，多年供应清军，民力极其疲惫，平定准噶尔，该省人民虽除掉挽运之劳，而其本身粮食不能自给。清政府若从外省调拨粮食，须经河西走廊运送，路程几近上万里。那时新疆地区路程，从北疆巴里坤到南疆叶尔羌就有六千里。清政府即使财物充足，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乾隆深知新疆驻军粮食必须自力更生，唯有大兴屯田。那时的情况，可以说先种粮食后驻兵，或者说有多少粮食决定驻多少兵，所以，乾隆希望生产粮食愈多愈好，反对减少种地亩数。三十五年(1770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因当地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奏请停止由内地派往伊犁屯田士兵，结果被乾隆大加斥责。乾隆明确说：“新疆地方，开垦地亩以备积谷，甚属紧要。积谷虽多，不患无用，且多垦土地自必多需兵丁，即稍有费用亦属无几。今伊勒图如此奏请甚属烦琐，伊从前不致如此糊涂！”《清高宗实录》，卷873，14页。乾隆鼓励屯田多多益善，才促使天山北部屯田星罗棋布、四处开花。从东部的巴里坤到西边的伊犁，北至塔尔巴哈台，南抵库尔喀喇乌苏，从绿旗兵到维吾尔农民、汉族移民、遣犯、商人，都投入到垦荒的热潮中。结果北疆的粮食生产不仅大大满足清军设防之需，而且开始外调。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因为新疆粮食充裕，商贩稀少，提出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区准许商民报监捐粮，就是向清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粮食获得监生资格。文绶计划于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地，各收监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各收监粮五万石，总计为五十万石。大量粮食储备除满足军事需要外，还为移民开发新疆准备了条件。

其次，屯田促进了新疆的农业开发，推动了民治机构的建立。清代新疆东西七千余里，南北六千余里，周两万余里，清统一新疆之后，乾隆就提出移民开发的政策。二十五年，乾隆主张迁移“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认为这样既有利于开发新疆，又可以缓和内地人口矛盾，可以一举两利。他多次指示陕甘总督杨应琚招募甘肃民人到新疆种地。三十六年初，乾隆得知甘肃省连年受旱灾之苦，从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共欠仓粮四百零四万石，折色银一百三十二万两时，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能不考虑“似此日累月多，势将何所底止，是旧逋固不可不及时清厘，致令积疲不振”。但他更注意到“边陲生计艰难，尤当急为筹画以裕久长”，使甘肃灾区人民改善困境。乾隆认为，新疆统一以后，大兴屯田已成乐土，“商民辐辏，风景不殊内地”，但没有出现内地民人踊跃前往的局面，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新疆开发情况的具体了解，所以裹足不前。他要求地方官员设法劝导甘肃民人出嘉峪关种地，“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清高宗实录》，卷877，9页。。半年后，甘肃又遇大旱，到处都是流民，乾隆拨银二百万两、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并指示陕甘总督明山，令其设法劝谕流民赴新疆种地，“使共知边外谋生之实利，自必熙攘趋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无依；即将来或遇欠收，而瘠土贫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实为筹备边氓生计之长策”。甘肃民人不断进入新疆，为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清政府逐渐设立起民治机构。三十八年(1773年)起，清政府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这些州县机构都设在北疆，是屯田制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屯田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新疆北部原为厄鲁特四部游牧地，东部吐鲁番、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因避战乱于雍正五年(1727年)内迁到甘肃瓜州，伊犁种地几千户维吾尔人也随霍集占逃回南疆。清政府消灭准噶尔政权后，北疆仅存少数投降的厄鲁特牧民。乾隆确立屯田开发方针，绿旗兵起了屯田先遣队的作用。他们垦荒积谷，伐木造屋，为其他民人准备生产和生活物资，许多人后来携眷驻守，成为土著居民，与后来移居新疆的汉民构成汉族主体居民。迁移内地的维吾尔族重归吐鲁番、哈密旧地，逃到南疆的维吾尔族又回到伊犁种地，这两部分人构成后来维吾尔人的主体。早年被准噶尔压迫出走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返回祖国，被清政府安置在北疆游牧，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原准噶尔首领舍楞率领的牧民安置在科布多附近，与留居原地的牧民构成蒙古民族的主体。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是当时北疆的三大民族，他们非常珍惜和平安定局面，团结互助，互通有无，成为繁荣北疆经济的主要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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