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战争接近尾声时，冯玉祥统率西北军单独反蒋。蒋介石再次采用杨永泰的计策，用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的军队。1929年5月22日，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力主维护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复电韩复榘，令其指挥所有驻陕甘宁部队，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并送现款500万元作为犒赏。“银弹”的威力迅速见效，5天后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三、四集团军57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一面推举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联合反蒋。

面对中原大战爆发之势，杨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建议：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采取“银弹”外交，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

蒋介石立即派吴铁城和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助蒋讨伐阎、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刘茂恩，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经­过5个月激战，蒋大获全胜，阎避居大连，冯移居汾阳。山西晋军被举兵入关的张学良加以整编，西北军则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仅保留了被改编的29军。

这样，冯玉祥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了。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后，只用3年时间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开始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然而三次“剿共”连连败北。蒋介石尤其不明白，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逐一铲除了，而共产党就这么一点人马，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输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红军的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杨永泰派人向蒋呈递了一份“万言书”，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

杨永泰的下面几句话更是一下子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蒋介石对“万言书”大为赞赏。1932年4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决定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可谓老谋深算。蒋介石照此实施，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年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的方针并没有动摇，而是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于后。

蒋介石因追剿红军入川，发现这一带山川险要，川西平原­富饶，不愧为“天府之国”，如果将来中日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于是他产生了借追剿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川的想法。

杨永泰看出蒋的意图，趁机建议：“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共匪’，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蒋介石听从其言，很快撤销南昌行营，任命杨永泰为武昌行营秘书长，伺机图川。

号称“巴壁虎”的四川实力派刘湘对蒋早有防备。他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并以此阻止蒋军入川，但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跑到南京，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蒋的军队。

蒋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军10个师入川，不料刘湘有拒绝军队入川的前提条件——杨永泰审时度势地献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

贺国光率参谋团随杨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掏心计”。第一招，便是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然后拟出一道通电，告示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大小军事首脑怎敢违抗，纷纷复电表示拥护，乐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杨永泰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建议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但刘湘哪里知道，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也成了杨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宝。

趁着“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杨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随后，杨永泰借川北驻军田颂尧与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杀鸡儆猴”，将他撤职查办，树立了蒋委员长的权威。1935年夏，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任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管理政治、法规大事。面对这样一招“换汤换药”之计，刘湘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仿照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军官，以便控制川军。1935年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并调心腹干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川军进行拉­拢分化。训练团刚结束，一些川军将领便倒向蒋介石一边。杨永泰眼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刘湘追悔莫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事情败露，蒋介石一通训斥，“巴壁虎”口吐鲜血，命丧黄泉。

蒋介石在杨永泰的谋划下，最终将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