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岭大捷

位于江西省德安城西北20余公里的万家岭，笼罩在一片雨雾中。此岭高不足50米，三面高丘包围，在地图上找不到标注，就在67年前，这正是痛击日军的主战场。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名将薛岳指挥下，巧设“口袋阵”，在万家岭歼灭侵华日军106师团1万余人，史称“万家岭大捷”。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山不在高，歼敌则名”的佳话。

叶挺将军评价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战前态势

1938年6月，日军调海陆空40万重兵围攻“九省通衢”的武汉，冈村宁次任由8个师团和台湾调来的波田支队组成第十一军司令官。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吸取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并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不再死守一城一地，实施守卫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防御方针。由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9战区和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5战区参加会战。

1938年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趁中国守备部队各级主官到彭泽马当16军军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的空隙，偷袭马当于26日得手。16军军长李韫珩指挥增援失误被撤职查办，167师师长听从李韫珩指挥贻误战机在武汉被枪决。

马当失守后，日军一个月内连占彭泽、湖口和九江，并叫嚣一个月内再破星子、德安和永修3县城。7月，日军占领九江，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军沿江西进，并在赣北展开攻势，保护主力侧翼，相机攻取南昌。战至9月，日军第11集团军所属第106师团占领马回岭；第27师团在覆盆山附近与中国军队相持。冈村宁次遂命令106师团向西推进，试图从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突入，策应27师团作战。于是，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组织急调10万兵力在德安北部的山地布下易守难攻的“反八字剪形阵”，并在剪形阵的东、西、南3面修筑工事封锁南浔线和昌九公路。周迪人说：“中国守军运用了“诡兵”战术，只要日军进入剪形阵地就会伤亡惨重。这种相持状态维持了一个多月。冈村宁次命令106师团偷偷撤出正面战场向万家岭推进，试图抢占永修，切断中国守军的后路。”

1938年8月中旬，日军106师团派遣侦察兵100多人化装成道人，来到德安万家岭一带，他们头戴蓑帽，身穿道袍，半掩着脸，走走停停，却不开口说话，将大小山脉、河流小溪、道路村庄以及包围中国守军的路线绘成秘密地图。但这一举动被中国守军发现，薛岳与幕僚商议将计就计，在万家岭布下口袋战术，立志歼灭孤军深入的日军106师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8年9月上旬下达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第一条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虽然仍指出武汉“不能轻易放弃”，“固守时间越久越有利”，但已明确提出“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并对战后部队转移、补充作出预先规定。在9月16日下达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更指明“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上述两个文件表明武汉会战期间，国军已将持久作战和消耗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指导方针，这与以前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并迅速得以在战场上见效。其次，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的各路守军，面对中日战争爆发以来集结最多、占据优势的敌军，或宁死不退，或节节抗击，大量杀伤了敌军有生力量，严重打乱了敌军的作战部署。第6师团攻占黄梅后即向广济进攻，仅30公里的路程，日军整整苦战了8日，攻取广济后已成强弩之末。休整7天，又补充新兵3200人后，才能继续向田家镇进攻。而田家镇中国守军第57师、第9师在第2军军长李延年的指挥下殊死抗战，又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双方炮火之猛烈，为抗战以来少见。一枚中方迫击炮弹竟凑巧击落了一架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成为战争奇闻。57师在26军的配合下一度包围日军第11旅团，11旅团粮弹断绝，几遭灭顶，令第6师团相当紧张。沿长江进攻的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激战竞月，几经整补。101师团损失最大，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击伤，101联队先后冲击东孤岭15次毫无进展，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哭求援兵未果后，率残兵自杀性进攻被击毙，该联队基本覆灭。27师团在群山之中激战，伤亡严重，仅25日夜麒麟峰一地，即弃尸300余具。在攻占覆盆山的战斗中，103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被击毙。交战双方均已拼尽全力，战场一时凝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