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

那么，澳门是怎样被葡萄牙逐步占领的呢？

（一）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寻路者”

伊比利亚半岛两个航海民族，历史地承担了“寻路者”的角色。1492年，哥伦布横越大西洋，发现了美洲；1497年，达伽马绕过风暴角，到达印度洋。此后不过10年，葡萄牙人便“发现”了中国。

时值明正德年间，1514年，一支葡萄牙船队航行至广东珠江口的屯门进行贸易。按照葡人占领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做法，葡人也在屯门岛上竖立了一块刻有葡国国徽的石碑，以志“占领”。

大明帝国不欢迎朝贡制度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商人，何况其来“占领”中国，命令军队将该地葡人驱逐。1521至1522年，明军两次与葡人交火，结果都是葡人失败，被驱逐出广东沿海。

葡人乘船北上，到过泉州的浯屿、宁波的双屿港等处，并在双屿建立据点。经过20多年的经营，葡人在该港建了教堂、市政厅、医院，还组成了一个自治机构，形成颇具规模的葡萄牙居留地。但葡人劫掠财物，欺压百姓，中国人愤慨了，要求官府将葡人驱逐出境。1548年，葡人在双屿的据点被明军摧毁，此后“全闻海防，千里肃清，去者远遁”。

葡人并未走远，仍在广东沿海顽强地“打游击”。而且，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开始有了更全面正确的认识”，知道“大小官吏只要可以得到好处，对非法海上贸易就会眼开眼闭”。他们于是得以在珠江口的上川岛等处进行贸易。

但上川等地环境恶劣，地处闭塞，难于久驻。而且，地方官员只允许葡人搭建临时帐篷，一旦交易完成，就要离开本地。

就这样，葡人经过40年的努力——开衅屯门，转战双屿，退避上川——仍是无法在中国立足。此时已是1553年，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华人愿同葡萄牙人修好”！当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登陆。

（二）葡人如何能在澳门登陆

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登陆的缘起，史料多有记载，形成如下说法：1553年，葡萄牙商船驶入澳门海域；葡人撒谎说，他们的船遇到风浪，有了裂缝，货物湿透了———这些货物可是奉献给中国皇帝的贡物啊———因此请求登岸，晾晒货物。中国海道副使汪柏因接受了葡人贿赂，允其在澳门登陆。据说，葡商与汪柏有“密约”，每年向汪柏行贿1000两银子，获准可在澳门居留。

这一指控十分严重，倘若成立，汪柏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学家金国平先生经认真考证后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原来，葡国商船在南中国海打了40年游击后，竟然与中国海盗勾结起来，“盗寇有求葡人精锐火器壮胆，葡人需要呼啸盗寇壮势”，二者形同狼狈。这一勾结的结果是：在葡人精锐火器的“帮助”下，海盗在广东沿海乡村杀人放火，肆虐劫掠，抗击官兵，为祸十分惨烈。为此，明廷决定，通过广东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葡人与海盗区别开来，前者宜抚，后者在剿。这就是那个“华人愿同葡萄牙人修好”消息的来源。

汪柏身为海道，官阶不过4品，却集海防、市舶、夷务于一身。中央政府既定的政治———军事目标，都需要他来达成。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葡商首领索札有一次“议和”。到目前为止，索扎留下的一封信件，是这场“议和”的惟一现场史料。从信中看，“此次议和，我未与他达成任何税率或协议……商议的结果是，我们必须遵照习惯按20％纳税并按国王的恩准在华完纳。至于上述20％的关税，我只同意支付10％。海道答复我说他无法压低税率，因为这是皇帝规定的税则。此问题，他需禀报朝廷。”

鉴于此，金国平先生指出：“汪柏在纳税百分比问题上尚需请示京廷，在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这样重大的事关国家社稷的问题上岂敢擅做主张？”

看来，汪柏与葡商接触，不过允许其在广州外海和平通商，以换取葡人的中立。从政治上看，这“不过是当时粤海剿匪韬略的权宜之计，但其结果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实为汪柏始料不及，成为了葡人在多次重挫之后，不知不觉在中国得以平稳通商，乃至居据澳门的缘起”。

（三）葡人入据澳门

西班牙神甫贡萨雷斯，葡国史家称之为“澳门的缔造者”，他曾在致函里斯本时，对葡人居据澳门的过程有形象记载：“我向阁下汇报的事情系确凿事实，决非道听途说，均为我眼见之实。我在葡属印度已达20载。数年前，我被派往中国。许多年来，中国与葡萄牙人大动干戈，尽管如此，葡萄牙人从未停止过对华贸易。此种状况一直持续至1553年。此时传来消息说，华人愿同葡萄牙人修好。后来也真的握手言和。

“得到这一消息后，我被派往那里。第一年，我与7名基督徒留在当地。我与其他人被捕入狱，直到次年船只到来。翌年，我主照亮了我，我为几个华人施洗，使他们皈依了基督教。我留在当地并建起一座草棚教堂。船只离去前往印度及其他国家后，我与75名基督徒又滞留当地。我们再次入狱且分囚各处，互无音信。华人对我大声呵斥，问我为何留下不走并斥之为叛逆行为。我们一直被关押到第二年船只返回时才重获自由，众人得以团聚。我又著手建一教堂，葡萄牙人则开始建屋。华人熟悉了我，从此让我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