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李秀成万言供词

为什么叫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做苦肉缓兵计？因为李秀成先在自传里故意自污自辱，以示信于敌人，其目的是要使敌人暂缓进攻，使太平天国得有时间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所以叫做苦肉缓兵计。

我们首先要讨论有何历史条件使李秀成用这条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好似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封建统治者知道只用武力镇压是不行的，同时，要用招降去瓦解农民起义。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战争的剿抚兼施的政策。

在农民起义方面，每当极度艰危的时候，起义农民也就常常利用伪降的策略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在渡过难关之后，抓紧时机，又再度向封建统治者进攻。与曾国藩同样凶狠的反革命巨头胡林翼曾经再三论过招降的事，他说：“讨‘贼’之策，不可全恃招降，兵强则降，‘贼’至又降‘贼’。”又说：“招降之手段，惟汉光武、唐太宗之时之将帅能之，下至宋世宗汝霖辈已不免竭蹶矣。”他还加以解释说：“招降之事，才大力量大，乃可行之，如汉光武之时，唐太宗之力，则指挥自如，群雄听命于上，则群奸自敛手于下，下此则宗汝霖之留守汴京，偶一行之，然已万分吃力。”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必须掌握绝对的优势才能招降，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光武、唐太宗曾用招降瓦解过农民起义，此外无不反为农民起义军所利用。所以李鸿章有“受降如降敌”的说法，胡林翼也有“招降之祸，必有奇变”的话，他又论胜保“一意招降，此非‘贼’降，乃降于‘贼’耳。”但是，封建统治者虽明知如此，却仍被迫不得不招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农民起义军在穷蹙的时候，利用伪降以取得重振旗鼓的机会。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便经过两次伪降，在招抚的幌子掩护下，渡过了难关，最后终归倾覆了明皇朝。

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农民战争。封建统治者也同样用剿抚兼施的政策来对付太平天国。清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正当清军向天京、江苏、浙江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清廷颁布招抚的谕旨，命令江、浙各督抚将谕旨刊刻，各路张贴，企图剿抚兼施，双管齐下去瓦解太平天国。而在这一年二月，曾国藩就已经说了用招降瓦解太平天国的梦呓。到清廷颁布招抚谕旨后，他又在这年八月，从安庆派人带了一封招降书到苏州去要招降李秀成。

李秀成就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这种条件之下，所以才会有用“招齐章程”的计策去哄骗曾国藩。

使李秀成用这条苦肉缓兵计，有历史条件，也有当前的形势。当天京失陷时，太平天国大军由扶王陈德才统帅的驻在湖北麻城，由侍王李世贤统帅的入江西就粮，在广德、湖州两地还由堵王黄文金统帅一支精兵扼守，以保卫苏、浙、皖、赣四省的交通。天京守军不过一万多人，牺牲的不多。所以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的兵力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李秀成所问敌人那一句“天下遂无事耶”的话，正反映出了他的心中有数。而从为着去打动曾国藩而举出的“捻匪作乱”一事看来，知道他对当时捻党斗争的新形势也有着清楚的了解。

另一方面，从反革命方面的兵力看，李秀成多年以来，就藐视曾国藩的湘军“全不能战”。李秀成对新起的李鸿章淮军也同样藐视，他指出苏州等地的失陷，“非算李鸿章本事”。而早在天京陷落前一两年，湘军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高级军官克扣军饷，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组织哥老会与高级军官对抗。在天京陷落前两个多月，湘军发生抢劫粮台的事，当时湘军内部已经不稳，曾国藩惶惶然感到恐惧。这种显著的情况，在注重间谍工作，情报灵通的太平天国，作为最高统帅的李秀成肯定是知道的。

总之，当前的形势对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当时天京失陷，不待说对分驻各省军队的震动却是极巨大的。摆在李秀成面前的问题，就是要稳定人心，和使各地军队集中起来，得到统一的指挥。要稳定人心，就首先要掩护幼天王。要使各地军队集中，就首先要掩护广德、湖州军队的安全撤入江西，进一步还要使敌人暂时停止攻击，然后长江两岸军队才得乘机迅速完成会师的任务。

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形势决定的。后来幼天王到达湖州，就决定即刻进行去江西、出湖北、会师取西北的军事行动，实行半年前李秀成要行的大计。这又可见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乃是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幻想。

李秀成进行计算，利用受讯问的机会。沉着机警的李秀成，从敌人的讯问中，特别是从曾国藩的亲自讯问中，看出敌人的愿望，知道要向敌人怎样进行计策。他又抓到写自传作为用计的手段。

李秀成首先要掩护幼天王。曾国藩向他查问幼天王下落，他就以一定已经被杀答复。他写自传写到突围出天京时，又加以铺叙，把定然被杀的情由，一层层地阐说，就使得曾国藩更加深信。其实，当天京突围时，李秀成舍死领头冲锋。到冲过敌人营垒后，李秀成把军队分为两队，前队保护幼天王急走，李秀成领后队以拒追兵。突围时在初更，至四更曾国荃接报，始派马队去追，仅追上后队，前队已去远。李秀成是十分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