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

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

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宋哲宗当时只有九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无法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说是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

此女人是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祜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九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厢便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其实他不知道，老百姓大部分很赞成免役法。

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杀红了眼的司马光哪里会听呢？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之余，苏轼也免不了私底下感叹“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

蔡确、章停、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了清算，被贬到建州，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会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一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十首诗，被曾经与他有过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来商量该怎么样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更远的海南在当时属于未开发地带，瘴气很重，属于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总之。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之下，宋朝政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赢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留下了伏笔。

范纯仁的直觉没有错，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他没想到仅仅在十年后，世界就颠倒过来了。

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