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龄石伐蜀

在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以后，刘裕先后诛除了谢混、刘毅等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到义熙八、九年前后，东晋的朝政完全操诸其手，对荆、扬二州的控制也更加牢固。这样，对益州及益、梁地区的经略，就提到政治日程上来。同时这也是由益州所处地理位置及当时形势决定的。

益州处于荆州上游，故对下游的荆、扬尤其是荆州地区，始终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一日不取蜀，则其顺流之势的潜在威胁，便一日存在。因此荆益之间地理上的这种构成形势，要求必须取蜀以保荆，进而保证长江下游的安全。就当时政治上的形势而言，北边诸少数民族也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图蜀倾向。尤其是谯纵向后秦姚兴称臣，接受其册封，益州俨然成为姚兴进图荆州的基地，益州割据势力就更成为威胁江南政权的最大隐患。这就迫使刘裕必须尽快拓定益、梁，以确保荆、扬的安全。据《晋书·姚兴载记》，义熙四年刘敬宣伐蜀，谯纵求救于后秦，秦王姚兴发兵驰援。而据《宋书·刘敬宣传》：“桓歆率氐贼杨秋寇历阳，敬宣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民大破之，歆单骑走渡淮，斩杨秋于练固而还。”则桓氏与仇池杨氏之合作开始得更早。

还有，刘裕要北伐立功，也必须首先控制益、梁，东西并举。历观南方北伐，其获实效者，多为控制益、梁以后，或从益、梁地区同时并举的时候。究其原因，盖在于事北伐者，必须首先确保江南半壁江山之稳固（包括政局的稳定），益州既为半壁江南之一角，是以必据而守之。攻取益州、拓定益梁，不惟可以确保荆、扬之安全，又可作为北伐的西部支点，即“盖蜀者，秦陇之肘腋也，吴楚之喉吭也，是诚攻取之先资也”。因此顾祖禹谓“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是很有见地的。

因此，朱龄石伐蜀，已成必然之势。故当时朝臣的意见是一致的，未见有人再持异议。倒是伐蜀统帅的人选问题，让刘裕费了一番心机。但由此也可侧证对此次伐蜀的重视，及伐蜀所含的政治意义。史言“初谋元率，佥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朱氏时为西阳太守，非显宦要职，其前政治上亦未见有何大功，因此当刘裕提出由他担任伐蜀统帅后，反对者甚多，“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谏者甚众，高祖不从”。但刘裕坚持己见，朱龄石遂被委以伐蜀重任。刘裕所以用“资名素浅”之朱龄石而不用曾在益、梁地区经营多年之毛氏子弟毛修之，是经过深谋远虑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首先，朱龄石为自己的亲信，刘裕比较放心，不必担心其跋扈难制；相较之下，毛修之则要疏远得多。非但如此，毛修之曾经还是刘毅亲任之僚佐，刘毅刺荆时兼督交广，而以毛修之为郡太守，后来王镇恶攻击江陵时，毛修之曾极力抵拒，“镇恶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诏及赦文并裕手书示毅，毅皆烧不视，与司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战”。尽管“初，毛修之虽为刘毅僚佐，素自结于裕，故裕特宥之”，但刘裕不可能将他当成心腹，而委以重任的。另外，毛氏与谯纵之间私怨甚深，若以修之为讨蜀统帅，则蜀平之日必进行残酷屠戮，如此则不利于安定益、梁地区，因此连讨蜀战争都没让他参加。史言，“时遣朱龄石伐蜀，修之固求行，高祖虑修之至蜀，必多所诛残，士人既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故不许”。再有，不用毛氏而全用新人，其更深一层用意可能还在于，刘裕要在益、梁地区重树一股完全听命于己的政治力量，以取得益州之坚实支持。因此《通鉴》云“择元帅而难其人”，当指最初在决定伐蜀统帅时，刘裕也曾考虑过用毛修之的问题，因为就各种情况来看，用毛氏以取蜀，其胜算显然要大于用朱龄石，最后经过再三权衡，特别是考虑到平蜀后“安”蜀等问题，刘裕终于作出以朱氏率师伐蜀的决定。而从平蜀后，朱龄石在益州的活动，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执行了刘裕的“安定”政策，除斩杀谯纵割据集团的主要成员外，对于蜀中采取的是抚慰为主的措施。只是后来出现了侯产德、罗奥变乱事件，对朱龄石产生了较大影响，才一度改“抚”为“压”，进行了较为严酷的杀戮，即史言“初，龄石平蜀，所戮止纵一祖之后，产德事起，多所连结，乃穷加诛剪，死者甚众”。在此对侯、罗事件略加说明。侯、罗二人为巴西、梓潼二郡大姓，在朱龄石平蜀后不久，纠合民众反叛，进攻涪城，为戍守涪城的益州司马沈叔任击破，朱龄石随后即进行了较为严酷的镇压。侯、罗之乱的实质，是益州本土政治力量对外来势力的反抗，这也是益州土著对外来势力集团一贯态度的具体表现。这个问题在益州政治史上一直存在，而且是困扰益州政局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任何外来政治势力要在蜀中树立统治，仅靠一味的“抚”是不行的，有时也需要一定的“压”，即必须“抚”、“压”兼施。所以，朱龄石的杀戮行为，也是安定蜀中局势的需要，无可厚非，也没有违反刘裕安定益州的原则性策略。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抚，还是压，朱龄石还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平蜀、安蜀的任务。所以刘裕不久即进其监梁、秦六郡诸军事，委以益、梁方面之任，并以平蜀功，封其爵为丰城县侯、食邑千户。

益州平定在政治上的影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造成了梁州的回归。随着朱龄石伐蜀的成功，仇池杨盛召回其将苻宣，将梁州让给东晋，东晋政府立即派出索邈出任梁州刺史。杨盛让梁州于东晋，是平定谯纵之乱最直接的政治结果，也是东晋（江左政权）在益、梁地区统治重新树立的开端，标志着益、梁地区将在东晋（江左王朝）政权领导下继续发展。然而，根据对当时汉中地区各种情况的分析，仇池杨氏实为惟一能左右该地区形势的政治力量，并无一定要将梁州拱手相让的必要，而其时负责益、梁方面之任的朱龄石，也并没有表现出主动进略梁州的态势。那么杨氏此举，该当何解？索貌成为蜀乱平定后第一任梁州刺史，又有怎样的背景？

欲明乎此，首先要追溯一下杨氏占据汉中地区的有关情况。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二月，益州谯纵之乱爆发，杨盛乘虚占领汉中；几乎就在同时，后秦姚兴也开始瞩目于益、梁。六月，姚兴进攻仇池，击败杨盛，其后又多次打败仇池的军队。七月，杨盛被迫降于姚兴，并以子难当等数十人入秦为质。但杨盛并不甘心臣服于后秦，对汉中地区也不愿得而复失，时刻盘算着军事上的反击。在义熙二年（406年）的一次反击战中，杨盛一举击退再次入犯仇池的后秦军队，成为仇池与后秦军事斗争的转折性战役。此后双方多次交兵，仇池渐占上风，逐步成为汉中地区最有实力之军事力量。义熙三年（407年）四月，杨盛以苻宣为梁州都护，统兵进入汉中，击败后秦军队，将秦军赶走，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