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控制梁州以后，杨盛即遣使至晋，与东晋恢复了交往。这是仇池杨氏自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桓玄之乱时与晋绝交十三年后的再次通问，对东晋而言，无疑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杨盛此次通问，显然仍以藩属的名义进行的。尽管东晋当时并没有经略梁州的实力，但还是很快就作出了反应。鉴于杨盛以藩属名义通使，东晋政府遂以之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予极大权力。“征西大将军”之号，可能隐含有对付谯纵之含义；开府，则是赋予其自置僚佐的权力，苻宣行梁州刺史就是杨盛直接任命的。此次通问，对于东晋政府和仇池杨氏来说，虽各自打算不同，但于双方都有所得。仇池只是名义上称藩于晋，实际却是梁州地区真正的权力行使者，东晋政府只能通过承认仇池藩属而从名义上拥有梁州，其地的具体统治措施只能由仇池杨氏决定。这个政治合作的结果，是东晋得名而仇池得实，这个结果是由当时各种条件所决定的。名实俱得对东晋来说，显为不可能之事，而杨盛则表现出政治上的务实作风，得其实便不求其名。当然，东晋得其名，也并非全无政治上的实际意义。杨盛既称藩，则对益州谯纵而言，就成为一种潜在的军事压力，利用杨盛扼制益州势力的蔓延，就当时东晋国力、政局等情况来看，更为实际也更为有效。

东晋与仇池杨氏能够在梁州问题上形成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原因较多。而与二者要对付共同的敌人——后秦姚兴，也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对仇池来说，后秦为妨碍它控制汉中地区的最大势力，是它经略益、梁地区军事上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对于东晋，后秦则是北伐的对象之一，尤其是北伐关中的重要打击对象。抑或可以说，正是这一殊途同归的打击目标，使二者在这一地区问题上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而其后的事情也表明，这个合作，对双方都有积极意义。对于仇池，它在其后同后秦争夺汉中地区控制权的军事斗争中，日占上风；对于东晋，这个作用的表现要更为曲折、隐晦一些。由于谯纵没能兼据梁州，所以在朱龄石攻蜀时，他竟无法后撤梁州，而只有死路一条。再往后，刘裕北伐关中，顺利地打到长安，与益、梁底定，杨盛从侧翼进攻，牵制了后秦的兵力，也大有关系。

根据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义熙三年杨盛恢复了与东晋的藩属关系，所以当义熙九年朱龄石讨平谯纵之后，杨盛便召回苻宣，将梁州还给东晋。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索邈成为梁州回归后首任刺史的背景。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地方官任命问题，在这样一种特殊形势下，任命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行政长官，显然更应从政治全局的角度去考虑。

我以为能够出刺梁州，当时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要是刘裕放心的人选，最好为其心腹。其次必须得到杨盛认可。再次，他还要对西北一带风土人情比较熟悉，能够应付当地复杂的民族问题。经过分析，索邈符合上述条件。索邈是否刘裕心腹，史无明言，但卢循进寇江陵时，刘裕“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在较为重要的军事行动中被委以此任，必得刘裕信任；又，索邈在苻宣刺梁时，曾寓居汉川，史言索貌因与别驾姜显有隙而避走他乡[2](P3663)，因此索貌当时为苻宣僚佐可知，否则言其与姜显有隙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索氏既曾为苻宣僚佐，以其为梁州刺史，当然就易为杨盛接受。又，索邈出自敦煌著姓索氏家族，曾在西北一带生活相当长时间，对于当地风俗人情、自然概况比较了解，且索氏既为敦煌大族，那么在西北一带必然有一定影响，因之索邈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来往当为极可能之事。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些因素，构成了索邈出刺梁州的背景。

益、梁地区的底定，尤其是梁州回归以后，使得东晋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活动得到仇池杨氏的积极配合，进而将益、梁建成北伐的西部基地，这是益、梁地区在时局中所起作用的最明显表现。这个作用很快就表现出来。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后秦，一举攻克长安。如此顺利，与杨盛出兵攻击祁山，牵制了后秦的兵力有着极大关系。我们虽未见梁州出兵的直接记载，但梁州索邈派兵参与杨盛的军事行动，却并非全无可能。

谯纵割据集团的覆灭，益、梁地区重入东晋版图，对东晋及其后的南朝各政权来说，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从此，南方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这是因为，南方与北方抗衡的最大屏障为长江天险，益、梁尤其是益州，为长江天险的西端，若益、梁不保，则长江天险顿失。这就要求南方政权必须时刻注意对益、梁地区的经营，以确保长江天险。正因此，南北朝时期的益、梁地区基本上控制在南朝的手中。直到梁末“侯景之乱”，益、梁为西魏夺取，江左政权才失去了西南一隅。其后，陈朝虽也曾试图夺回益、梁，但未获成功，这一地区从此被北方控制。这样，南方便失去了长江天险的屏障，南北之间长期相持的均衡局面也就从此打破。南方政权在南北对峙中的失败结局（陈为隋所灭，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其实从梁末失去益、梁的时候，就已经注定。

从北朝方面来说，南伐需要寻找突破口，从东方突破长江天险的努力，多次无功而返。而南方为确保长江防线的稳固及北伐的需要，又常常主动出击，将战线推至江淮之间、甚至淮河以北。双方在这一地区的相持局面，短时期不会呈现北方占优的态势。基于此，北方便将目光偏转向长江上游的益州，不断对益、梁用兵，或扶持羽翼以扰动南朝在此地的统治，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势力渗透，力图夺取益、梁，从而获得顺流的优势，从上游给以荆、扬为根本的南朝施加压力，以取得对彼方的军事优势。

另外，在南、北之间两属不定的仇池杨氏，也利用南、北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特殊政策及该地区复杂、微妙的形势，不时在益、梁政治舞台上穿梭，以取渔人之利。而民族构成的复杂、宗教信仰的狂热和多样、土著势力的不断变乱、流民的移入徙出等因素，更使得原本就不平静的益、梁地区愈加动荡，以至于形成了蜀人“乐祸贪乱”的看法。所以，谯纵割据集团势力的平定，益、梁重归东晋版图，并不意味这一地区从此太平无事。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以及南北双方在这一地区争夺的日渐加剧，益、梁一带的局势更加动荡，战火愈炽，民变日频。当然，这个纷乱的局面，与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责任编辑：铭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