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当你的任务是去投掷一枚核炸弹时，你返回基地时最好不要把核炸弹也一起带回来。但是将核氢弹带回基地这件事就在1971年发生在杨国祥身上。杨国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位飞行员。以下是关于对他的采访记录：

1.《航天》：您出生于云南一个偏远山区，您是怎么成为一名飞行员的？

杨：我小时候和读书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和地下党有联系，并且加入了共青团。1948年11月我参加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暴动，之后撤退到山里打游击。到1949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中国空军成立。那时侯我们飞行员很少，空军建立了航校来培养飞行员。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快了培养飞行员的进度。当时我所在部队有1000人报名参加空军，我就是其中之一，一共选了包括我再内6人去昆明体检。体检之后我们6个人只有我过关了。

1950年2月我被送到北京，从那里又到了牡丹江航校。那时我们的教员大部分是志愿帮助我们的日本战俘和国民党起义人员。飞机都是经历国战火存留下来的美式和日式飞机。我们一共就训练了3个月就去了战斗部队。我一共有7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就派去飞俄制强击机伊尔10，二战中著名的“飞行坦克”伊尔2的改进型号。先开始我分在22师，后来去了11师。11师参加了朝鲜战争。

我们当时被派驻东北，准备到朝鲜的机场去部署。但我们准备要去的机场被美军F-84战斗机摧毁了，所以就没去成。我们亲眼目睹了朝鲜战争。在国内的空军基地，我们可以看到天上飞的美国F-86战斗机。我们知道大部分美国飞行员有上千个小时的飞行经验，而我们飞行员则只有一点飞行经验。在经验上，我们是小孩和大人相比。我们唯一的长处就是勇气。

朝鲜战争后，我们改装了米格-15用于对地攻击。许多苏联给我们的飞机因为发动机寿命短而废弃了。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决定自主研发强击机。

我们那时缺飞机，缺燃油。因为缺乏燃油和备件，大部分飞机都停在水泥跑道上面。一年我们只能飞40个小时。招新飞行员也停了几年。

2.《航天》：请您谈谈在强-5研发过程中您的经历。

杨：研制强-5经历了长年的艰苦工作。但是中国还是能自主研制其第一款军用飞机，强-5超音速强击机。总设计师是以前国民党的军工人员陆孝彭。他在美国学了飞机设计，国民党撤到台湾去的时候，他留在大陆。他以米格-19作为样板，来设计一种加大了航程的对地攻击机。陆孝彭对米格-19进行了很多修改，因此强-5和美国F-4“鬼怪”有些像。

1965年，作为被选中的四名飞行员之一，我参加了强-5的试飞。我从来没飞过超音速飞机，所以为了过渡，我被派去飞米格-19，后来又去飞改装了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米格-19。最后我去了唐山去飞强-5。1966-1967年我飞了200多个架次的强-5。最后我准备了一份关于强-5优点和缺点的报告。

1967年一个讨论生产强-5可行性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是强-5研制计划的一个关键点。在会上，我被要求发言。我引述了我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包括它的问题，比如控制问题。强-5是液压操纵的，其对操作的响应比较迟钝。其液压过低。这也使其在达到时速330公里（205英里）收起起落架出现困难。

这次会议决定了强-5的生产。尽管当时文革干扰，党中央决定生产250架强-5。我被任命为强-5试飞小组的负责人，职务是空军科研订货部部长。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强-5的研发进度还是落后于我们先前的预想。1969年强-5才通过所有的测试。着一年12月我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后，强-5宣布定型。

当我们还在试飞的时候，核武器研究所的负责人和我谈过话，我开始意识到强-5可能被包含在某个战略计划中。他问道是否有飞机能携带“大炸弹”，比如说氢弹。这种炸弹要比我们所有的其它炸弹都要大。我说强-5也许可以。

之后，周恩来总理问道适合携带氢弹的飞机，空军军械部负责人推荐了强-5。这就涉及到一个由谁来执行空投任务的问题。类似任务的飞机如-22有6名机组人员，而强-5只有一名飞行员。飞行员必须技术高超，对于强-5非常熟悉，并且政治上合格可靠。核武器研究所请示由能否我担任此次任务的飞行员。1970年4月底，我接到通知，我将执行空投氢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