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航天》：您能参加这次任务组织准备工作的讨论吗？

杨：我和核武器研究所负责人一起讨论强-5的性能。强-5机腹炸弹仓的空间有限。氢弹有两米（6.5英尺）长，重量为一吨。我们一共讨论了三天，最后决定氢弹可以采取外挂方式，挂在机腹下一个半凹的空间里，采取两个挂钩的悬挂方式。之后我们加了一个装置将炸弹弹出去，这样投放炸弹时炸弹不会和飞机碰撞。这种改装携带氢弹的强-5型号被命名为强-5甲。我们相信在1970年底我们能投掷氢弹。

炸弹不能采用常规的投弹方式，而要用向上甩投的方法投向目标。我们采用的战术是以300米（984英尺）的高度时速900公里（560英里）接近目标。当时大部分雷达对这个高度以下的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差。当飞机离目标12公里（7.5英里）时，飞机以45度角爬升，到了1200米（3936英尺）的高度，我将会投弹。

炸弹与飞机分离后，将继续爬升到3000米（9840英尺）高度，而后下坠。炸弹到达目标正上空要60秒。在飞机和炸弹分离后到炸弹到达目标上空，飞机往回飞脱离爆炸区域。

我们的靶标是直径200米（656英尺）的圆，这个靶标我通常能击中。我大约每投十次就能有一次将弹投到离圆心距离50米（164英尺）的范围内。我们使用和氢弹重量尺寸一样的模型弹，只不过是用水泥和钢铁做的。我练习了200次投弹。

接下来，在1970年底，氢弹出了问题，在罗布泊实验点，炸弹爆炸了，但预期的热核反应没有发生。氢弹爆炸失败了，问题必须要调查。我的强-5甲投弹任务中断了。我回到了山东的单位。

1971年9月的一个政治时间最终决定了投掷氢弹的时间表。副统帅林彪在政变企图失败后逃往苏联的途中飞机失事死亡。军队引起震动，为了鼓舞士气，毛泽东主席决定这一年投掷一枚氢弹。

投弹任务的日期是保密的；一旦日期选定，并由毛主席批准，核试验基地所有人员必须全部留在基地，不得外出。

核武器研究所的负责人把我拉到一边，私下简要地跟我提了在核爆炸中我会碰到的情况。他保证我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我练习过多次，所以当我带实弹飞行时，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

4.《航天》：实际飞行任务那天出了什么事？

杨：1970年12月30日，天气情况良好，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从基地起飞，飞向目标所在地，离基地300千米（186英里）的罗布泊零号地点。按照预定计划，我以时速900公里飞行，飞行高度300米。离目标12千米时，我开始45度角爬升，到达高度1200米，开始投弹。

没有反应，氢弹没有和飞机分离！仪表显示氢弹还悬挂在机上。我再次向目标飞去，准备第二次投弹。

我们事先有应急方案。有三个独立的机械装置用于投弹，它们分别与挂钩连接。其中有两个机械装置是用来备份的，以防第一个装置失灵。我三个装置都试过了，全部失效。

我第二次接近目标时，我采用了同样的投弹方式，炸弹没有投下。我调整方向，第三次飞向目标，炸弹同样没有投下。情况紧急，此刻飞机燃油开始告急。

在起飞前，我温习了应急程序。我有三种选择：我可以跳伞弃机，使飞机坠毁在罗布泊实验场周边的沙漠里。我可以将飞机迫降在戈壁，这样就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我也可以努力将飞机开回基地。我想到人们在氢弹计划上花费的时间和努力，以及中国人民为之花费的巨大物质财富。我做出了决定，我将把飞机和氢弹一起带回基地。

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基地有一万人，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所执行的任务。如果出了问题，成千上万人将要送命。在着陆时，悬挂在机腹下的氢弹离地面仅仅十厘米高。

在我飞行时，西北所有的无线电站全部关闭，区域内所有航班全部取消。我通过无线电告诉塔台我决定返航。我请求基地所有人撤到基地的地下坑道里去。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人员撤离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