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没想到，他同意了。

他说：“我讲了，你会不愉快吧？”

我说绝对不会，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带到我们监狱是1943年春天。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捷克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进口渠道、进口数量，还有弹药、维修技术，以及政府军的装备情况。

“一般来讲，如果政府军军官提供了实情，我们马上放人，而共产党人被捕，提供了情报之后，立刻枪决或活埋，除非他还有用。

“这些情况从政府军少校入狱第一天就告诉他了，只要他讲了，马上出狱，还给路费。不讲的话枪决。

“可是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愕然。

“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气得要命。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他说他即使提供了军情、治好腿，也不能回到村里去，还是把他枪决吧。作为军人，他的心情其实我都理解。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据我所知，我们监狱在北平地区是很文明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都是重要犯人。别的监狱可不得了了。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道路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