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在什刹海附近那些胡同里，挑担叫卖者的吆喝真绝了，像背唐诗似的，不听几年听不懂。买的人也一套一套的。比方买的人这么吆喝：‘一大枚的香油、酱油、醋，两大枚的羊肉我要肥瘦儿’。”

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维妙维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

“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经蹬又经踹。”

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色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战犯信息呢？是日本国内的，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我都想知道。”我说。

“共分四部分，”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资料做参考。

“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罪行的日本军队指挥官，在1947年4月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南京市人山人海地观看。这名日本军队指挥官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我告诉他叫谷寿夫。

“对，对。”他一边说，一边在资料上慢慢划出重点：

第一部分：

中国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在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决318人，不起诉661人，判处徒刑的208人，宣告无罪的283人，经中华民国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110人。

第二部分：

除东京审判外，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起诉日本战犯5423人，被判刑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941人。

第三部分：

由远东国际法庭宣判，1948年12月23日清晨，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者7名，他们的名字是：

东条英机，1935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1941年任日本首相。

土肥原贤二，奉天市长。

广田弘义，1936年任首相。

板垣征四郎，1934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本村兵太郎，1940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松井石根，1937年任华中军最高指挥官。

武藤章，1939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老头子还说：

当时的远东军事法庭是美国人说了算。美国既然决定不起诉天皇为战犯，因此首席检察官季南决定“领导战争者为战犯、赞成战争者不算战犯”的原则。领导战争者的标准为，是否参与“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依此标准，东条英机、贺屋兴宣、星野直树，都是战争领导者，而岸信介就成为赞成战争者了。这样虐待美俘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以下都免除战犯起诉。岸没有虐待美俘的记录，只虐待中国的矿工，自然免罪。1948年10月，岸的弟弟佐藤荣作就任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该年12月岸信介从东京巢鸭监狱释放出来。

1950年3月7日，盟国最高司令官允许假释在巢鸭监禁的战犯。该年11月21日被判  7年徒刑的重光葵获得假释。以后其他战犯陆续释放，到1956年3月判无期徒刑的佐藤贤了最后被释放，至此，A级战犯全部出狱。1956年4月7日，假释中的全体A级战犯都获赦免。这是日本国内的情况。

　最后一部分：

在中国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