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1997年9月，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的热潮还没有消退下来的时候，在下应约写一篇抗战中的南京保卫战60周年的纪念文章。然而随着史料的收集，在下心中不断出现两个词：灾难、苦难。在沉重的心情压抑下，直到最后也没能完成约稿。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战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灾难和苦难，比如在下自己，从小对抗战的认识就来源于《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这些电影中的某些部分与其说是战争片，还不如说是喜剧片。因此在下童年对就抗战的印象就是：挺好玩的。诚然，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传播使人精神振奋的东西。但我们也需要反思失败教训——拿破仑大帝就说过：“挫折教会人们真理”。（这位大帝甚至在某场战役的尾声对侍从说，“现在我要睡一会，除了坏消息不要叫醒我”）在某些时候，倾听痛苦的呐喊，比倾听欢乐的呐喊更有价值，至少能够让人产生警惕感危机感而避免某种程度上的夜郎自大和坐井观天；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形势也未必就真的就是一片大好；至少可以了解到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其实未必那么容易就会被我们吓傻或吓呆。

反思15年抗战史，哪怕能够对一场战役，一场战斗的得失进行深入研究，在下觉得都是可取的、有益的；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民间研究和官方研究的良性互动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美国的卡内基基金会、兰德公司、布鲁金斯研究所等等。但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无论官方民间，我们对15年抗战史的研究仍然如同雾里看花。战争为什么发生？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得到了什么？是否一定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能不能有更好的结果？这些问题都很难说得清。在这一点上，我们远远落后于日本，日本人对一张“大和”号战列舰在吴海军工厂舾装的照片的研究，就几乎达到了一门学问的地步。但日本的研究有其偏执于“术”的一面，影响了它研究深入本质问题，即“道”的一面。反而发酵出服膺于强者的心态，进而生产出一批批右翼。而这种右翼用1998年木村拓哉版的《织田信长》中的台词说就是：他们不是真正的魔虫，他们只是长了毛的蚯蚓，又丑又脏。对日本所谓“大东亚战争史”研究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活动，但这不是今天本文的内容；今天在下就借铁血征文的东风，谈谈自己对抗战一鳞半爪的认识，鉴于在下是南京人，那么就谈谈抗战中的南京保卫战吧。

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是这样说的：“（1937年）8月13日，战局终于扩大到了华中。日本军队在上海附近激战后，乘胜追击，12月13月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当初，政府称这次事变为‘华北事变’，但随着战局向华中扩大，9月2日改称为‘中国事变’。这样，以芦沟桥事件为开端的日华局部地区的纠纷，由于日本不使局面扩大、就地解决的努力没有奏效，终于发展成日华之间的全面对抗。于是，日本打算乘这个机会转祸为福，从根本上调整多年来一定成为悬案的日华邦交，即一方面根据现实情况来解决满洲问题；—方面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关系，以奠定东亚安定的基础，想以此达到结束事变的目标。就是说，日本的设想是，当战局从上海向南京方面发展的时候，才从局部解决问题转向全面解决问题的。”

从军事上看，个人认为南京保卫战确实可以归为淞沪会战的尾声，也就是“淞沪会战”其实可以称为“京沪会战”。但从政治上看，日本人解决“中国事变”的“努力”最后演变成为占领了中国首都的事实，从而使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道义上都陷入了无底的泥潭。日本人确实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因为它的假想敌当前是苏联，最终是美国，而中国的位置，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现在日本如欲东向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弭侧背方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但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

“结成协调关系”是日本政府和军部都追求的结果，但其底线是中国承认“满洲国”，而这一点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如何无法做到的，而且日本人因一系列战术胜利而产生的狂傲心理，也促使他们在当时是不可能放弃在华特权的。因此所谓的协调，其实就是死棋；而“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条路，稍有政治常识的日本人，譬如近卫文麿、米内光政、石原莞尔、重光葵等也认为至少在当前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军界却很早就有了东条英机、永田铁山为代表的极力主张“首先解决总不罢休的抗日、侮日的中国问题”的强大势力。因此，1937年的“京沪会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一步步的“添油战术”：兵力越投越多，目标越来越大，最终目的却始终未能达成。

（责任编辑：楚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