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塞在古代诗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生离死别式的远行，也是一种糅合着悲凉、凄惨和豪迈的复杂情感。不过，随着一座美丽的山水园林在承德武烈河畔落成，传统的“塞外”、“塞下”的地理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和蒙古族分裂势力进行激烈战争后，清政府统一蒙古各部割据政权。其后，如何安抚蒙古贵族，巩固边疆稳定，成为头等大事，对此，康熙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木兰围场借围猎而演练骑射；另一方面，又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围场和北京之间的武烈河（热河）畔修建避暑山庄，历时90年才完工，借此在地理和感情上缩短与草原各部的距离。在避暑山庄的外面，还建有八座风格各异的寺庙，即所谓“外八庙”，其中就有为安置西藏班禅喇嘛而专门修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乾隆皇帝言：“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也。”一语道破了避暑山庄的两大功用。

 

避暑山庄的地址，由康熙亲自选定，也许，在兴建之初，他就对这里寄予了厚望。这片群山环绕中的平坦土地，符合修建一处最佳山水园林的所有需要。事实上，建成后的避暑山庄简直就是杭州西湖风光的翻版，面对此无与伦比的自然造化和人工雕琢，康熙由衷地说：“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康熙题避暑山庄楹联语）

 

如果说康熙一开始就是带着怀柔蒙古和西藏的心态来修建避暑山庄的，那未免有点太过冠冕堂皇。从实际需要来说，避暑山庄和从北京到木兰围场路途中的其他十几处行宫一样，只是作为皇帝临时休息的一处场所而已。所不同的是，它规模最大，占地8400亩，有两个颐和园那么大；其次是它设施完备，宫殿区、生活区、园林湖区、山区、寺庙区、草场一应俱全，充分适应不同民族的政治、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正因为此，避暑山庄开始成为西藏活佛、蒙古王公和清朝皇帝直接沟通的重要场所，这里的湖光山影也成为中央政府对蒙、藏上层实施怀柔政策的见证。所谓怀柔，是指相对于兵戎相见的一种统治政策，具体到清政府的作为，主要包括从精神、感情、地位上对上层贵族进行笼络和羁绊，使之心悦诚服，并进而牢固树立“满蒙一体”的意识。比如，大力尊崇黄教，树立西藏最高活佛达赖、班禅和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的政治、宗教地位，和蒙族贵族联姻，给予其王公封号等等。

 

建成后，蒙古贵族开始沉溺于避暑山庄的美景和皇帝的热情中。他们接受封号和改编，有的蒙古王公开始世代居住在北京，并积极参与王朝政治，在帝国的历次平叛和征讨中，都能看到蒙古骑兵的身影，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甚至在和捻军的战斗中阵亡。

 

无疑，清政府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