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满蒙一体”，只不过是顺应时代需要临时编造出来的词语而已，至少清朝上层统治者明白这层微妙的关系。毕竟，满是满，蒙是蒙，二者从来就没有一体过，甚至，他们的先辈还是互相征伐的仇敌。

 

到了清初，历史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起先，满族人要和明朝政府作战，他们需要盟友，和明朝长期对立的蒙古部族，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入关后，满族人基于统治汉族地区的需要，自然要在被统治的汉族之外，找个根深蒂固、可靠的战略伙伴，无疑，蒙古人又是最佳的搭档。不过，随着清政府逐渐被中原和江南士民所承认，满蒙一体之外，又出现了满汉一家。随着政府权力日益对汉族开放，乃至在蒙古草原上，竟出现一个蒙古人怎么想也想不通的既成事实：“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得更像汉人”，《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认为：“清王朝久已接受汉族的文化价值和标准，蒙古人显然不是盟友而是臣属了。”

 

其实，我们从康熙的言谈中，也能看出些端倪。他曾对历史上的边患做过总结，认为历朝历代修建长城，仍不能避免边境受扰，而他对喀尔喀蒙古的笼络，却彻底消弭了存在数千年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袭的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康熙的观点，说明他在本质上已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正统的中华帝王。

 

西藏的活佛和蒙古的王公需要怀柔，那么，居住地域更加辽阔、历史更加悠久、人口更加众多的汉族人民，难道就不需要怀柔吗？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似乎显得有点残酷极端，因为答案无非就两个：汉人不需要怀柔，刀剑相加就能使其顺服；汉人需要怀柔，应当和蒙、藏上层同等对待。

 

仔细剖析这两个问题发现，清政府给汉人的礼遇，远不如给蒙古人的崇隆，比如，蒙古人可以像宗室一样封王称公，且世代承袭，这是汉人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既然蒙、汉在爵位上不平等，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清政权对汉人就纯以高压来统治呢？显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入关的时候，赫赫有名的八旗兵也就区区六万人，就算每个兵丁再带五六个家人奴仆之类的，也不过30万人，那时仅活动在江南的南明残余军队总数就在百万之上，如此悬殊的兵力，要想靠武力来攫取、稳定政权，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刚刚占领北京的时候，清朝王公中主张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内的不乏其人。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那时满清上层对自己的兵力和可以依靠的武力还高度存疑。

 

看来，在维系政权的做法上，清王朝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另一种怀柔方式：向汉人开放权力，并在文化上融入汉族的传统，满就是汉，汉就是满，这样一来，那蒙古王公，倒成了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