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清流”将目标对准李鸿章，借此冲击主和的“后党”。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文中称“（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并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之无聊，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纵观张謇的功名之路，既有科举中的种种荒诞之处，又令人不禁钦佩他的坚持和自尊。如果张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求取功名的目标是官权利禄，那么朝鲜平叛之后他既可以留在朝鲜受人尊奉，也可以在李鸿章等大员的举荐下直接获得官职。可是张謇求取功名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在他心目中，通过科举得到认可和荣誉是一个读书人成功的正道，其他方式都无法见容于他的自尊。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前41年。而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功名为他带来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失落。所以说他的内心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同时张謇因为出身农家的缘故，富有草根情节，他的那句“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就是一个写照。这种理想主义和草根情节的交织是他后半生经营生涯的灵魂支柱，既成就了他，但或许也造成了他现实上的失败。

二、投身商海尝尽辛酸

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实际的方便。因为筹资无门，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最后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从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他终究还是很叹惋自己所作的妥协。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嘘。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张謇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质，虽然他科考三番五次的都出现了错误，但他还是坚持走这条路，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但在政途中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自己的爱国受到了重创，转而经商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责任编辑：水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