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赋诗赞才情

毛泽东为丁玲赋诗一首， 唯一一次以诗赠作家。

1957年夏丁玲落入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微露悔意。“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

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赴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后来，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对待，放过一马，也不能说与这层私交毫无关系。如此特殊关系，丁玲的表现是历来不加积极运用。

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

“丁玲一案”认错不低头

丁玲一案，整整两年时间，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两年中，也将中国文坛变成一个大舞台。不论名满天下的前辈，还是初涉文坛的后生，纷纷扮演一个角色，万般生动。

1955年丁玲事发，即因康濯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康由此进入中国作协五人肃反小组，继而再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丁玲的案子眼看就要翻过来，此时，康濯心生悔意，在会上洗刷自己。

另一个在斗争中与丁玲“反目”的密友，是陈学昭。她指证丁玲不单讲过检查《文艺报》即是整她，讲过“一本书主义”，讲过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讲过“周扬卑鄙无耻”、“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

郭小川在批判丁玲的过程中，态度是那样鲜明、坚决，即使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写的日记，也没有流露犹疑和同情。

中国影剧史上德高望重的夏衍，批判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丁玲的私生活，称当年在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戏剧泰斗曹禺发言：“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

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

也有另外的方式，例如孙犁。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据认为一贯与丁玲彼此也颇有些“相轻”的赵树理留下了一个记录。那是1957年6月6日关于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对1955年的工作“失误”做了说明后，赵树理说了一句：“白羽谈起来，好像都是误会。”“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