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吴祖光写出剧本《牛郎织女》,由余克稷主持的怒吼剧社演出。张骏祥任导演,丁聪是美工。耿震饰牛郎,张瑞芳饰织女,吕恩饰王母娘娘,在成都演出,盛况空前。老板余克稷赚了一笔,但他为人十分厚道,给每人都发了不少钱。吕恩说,“好几千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打牙祭是打不完的。吴祖光、吕恩和丁聪三人决定去青城山玩儿。
碰巧山下天师洞徐悲鸿、廖静文、苗子夫妇在写生。那是吕恩第一次见徐悲鸿和廖静文,当时他们还没结婚。徐悲鸿请客,廖静文坐在他身旁,他不时给廖静文布菜,体贴、殷勤。餐毕,徐悲鸿给吴祖光、丁聪各画了一匹马,给吕恩画的是只猫。吕恩装作不高兴,说猫没有马好。徐悲鸿笑着说:“我画的猫最好,我家里养着许多猫,你看我画的猫正午的眼睛多有神。人家说我画的马好,其实不怎样,总有一只脚蹩着。”大家被徐悲鸿的幽默逗笑了。
这张《猫》,吕恩装裱后一直珍藏着。“文革”抄家,“猫”被造反派“捉”走了。据说林彪对徐悲鸿的画很感兴趣,曾声言要收藏100幅。吕恩的这只猫就被林彪“养”了起来。林彪折戟沉沙后,这幅画流入故宫博物院。
另一幅是张大千的《仕女》。
那是1949年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吕恩演完了《虾球传》,正打算返回内地。一天苗子、郁风夫妇约她到澳门去拜访张大千。吕恩生性好热闹,一听说要去看大画家自然高兴。苗子与张大千谈事,吕恩与郁风就去欣赏张大千的画室。吕恩说,大千先生的大画桌上摆满了一件件女人的旗袍,她先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是太太小姐们送来请大千在旗袍上画荷花的。那时张大千正处两难困境:回大陆吧,有“前科”,世人指责他当年破坏敦煌;他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去台湾吧,他曾应何香凝之邀为毛泽东画过画。妻儿老小一大拨人,全靠他一支笔,动乱岁月,画又不好卖,经济上很窘,只好干起在旗袍上画画的活。告辞时,张大千与他们合影留念,送给苗子夫妇一幅《荷花》(此画“文革”被抄,未还),给吕恩画了一幅《仕女》。吕恩说:“那是一件素描,风格很独特,身子是古代的仕女,而脸蛋画的是我,并题了上款。”过了若干年后,吕恩始知,苗子拜访张大千是受夏衍的委托,动员张大千回大陆的。苗子夫妇邀她同去,只不过是拉她当陪客、作幌子而已。
吕恩回大陆后,一直珍藏着《仕女》。“文革”抄家时,《仕女》与《猫》一道被掠走。这幅画后被康生要去。粉碎“四人帮”后,此画也流入故宫博物院。
1978年第四届文代会召开,一大批知名人士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归还抄家物资。叶浅予让吕恩也签了名。因为是作为提案上交的,上面也认真。还好,抄家书画大多存在故宫。按规定,凡上款明确的,归还。如是古画,无法认定主人,画主只好自认倒霉。叶浅予的一大批古画,就无法追回。当叶知道吕恩追回两张画后,十分羡慕,说:“吕恩,你福气好。”
吕恩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1948年冬,唐纳从沪到港,准备赴美。夏衍请唐纳在浅水湾一家酒店喝茶、跳舞,吕恩等老朋友作陪。一个朋友为大家拍了张合影作纪念。“文革”中吕恩家四次被抄,这张照片也被掳走,不久吕恩也被送进牛棚,她一天到晚担心这张照片东窗事发。万幸无事,原来那些造反派不认识唐纳。“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时这张照片被退了回来。吕恩说:“如造反派认出唐纳,把事情捅到江青那里,我大概要和郁风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
由于“文革”中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吕恩得了“红斑狼疮”,差点丢命。治愈后,吕恩便告别了舞台。今年88岁的吕恩,对人生深有感悟: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对历经沧桑的过来人来说,实在没有意义。她说:“平安是福,活着就能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感谢吕恩女士接受采访,并提供大量文字、图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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