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主唐瑜

“二流堂”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住在碧庐的文艺家，都很有个性，自由散漫，懒散得很。盛家伦是代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爱睡懒觉。大家笑话他“只吃不拉。”（只读书，不写作）戏称他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二流子”这个词是1943年从延安传过来的，大家认为新鲜好玩，便互称“二流子”。一次郭沫若来玩，听大家互喊“二流子”，觉得有趣，说“我看这碧庐就叫二流堂吧！”还要给题匾，只是没找到宣纸，没写成。“二流堂”的外号就这样叫响了、传开了。

唐瑜，广东潮州人，大家叫他阿朗。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电影界，与潘汉年、夏衍是莫逆之交。他以仗义疏财、热情助友著称。他的胞兄是缅甸一富商。抗战岁月，上海的大批落魄文化人集聚重庆，没有房子住。唐瑜先后盖了三处房子，供文艺界朋友栖身。在重庆四德村建的一栋叫“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喜欢壁炉那种浪漫、温馨的情调。他请了一位大师傅为朋友们做饭，雇了一个保姆为大家洗衣服、打扫卫生。这里一切免费，过的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当时吴祖光、盛家伦、吕恩、高集、高汾、萨空了、方菁、沈求我（后为民革副主席）、金山、张瑞芳等均在此居住；夏衍、郭沫若、乔冠华、袁水拍、苗子夫妇、冯亦代等是这儿的常客；周恩来也去过。

抗战时日，生活艰苦，缺衣少食。唐瑜从仰光经缅滇公路带了两辆卡车和一辆高级轿车到重庆。一部卡车装满紧俏物资，供他做生意；一部卡车装满食品，与大家伙分享。小轿车自用。据传，他有一把金梳子，没钱用了，掰一根梳齿，就可对付一阵。碧庐坡上的路不好，晴天一路灰，雨天一路泥。某天，唐瑜与吴祖光回家时，对面飞来辆小轿车，他俩躲到路旁，那车直驰过去，溅了唐瑜一身泥。唐瑜望着那辆车，狠狠地骂了句“他妈的！”又对吴祖光说：“那车本就是我的，还有一把钥匙在我兜里呢。”他刚把车子卖掉。

大家称唐瑜是当代的孟尝君，他待人之真之诚，大家莫不交口称赞。他本是一人独住一间屋子，1945年5月导演贺孟斧病逝，他的妻子方菁带着一双儿女投奔碧庐。唐瑜让出自己的房间，与吴祖光、萨空了、沈求我、盛家伦一起睡大通铺。1944年秦怡婚变，由重庆到成都。那年冬天冷得要命，秦怡穷，没钱买棉衣。消息传到重庆，唐瑜叫吕恩打开一只皮箱，将他哥哥送给他的一件皮袍子拿出来寄给秦怡。吕恩发现还有一件女式的大衣，就说赵慧琛（《马路天使》小芸扮演者——作者注）没棉衣过冬，干脆送她吧。唐瑜说，那就送吧。也是这一年，唐瑜患胃病，他的胞兄从仰光寄来一大堆营养品。他把一半分给大家，留下一半收在床底下。音乐家盛家伦，（著名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就是他唱的）以嘴馋著名，一次猴急啃苹果，崩掉一颗门牙。一次盛家伦问吕恩想不想吃点好吃的，吕恩说当然想。他把吕恩带到唐瑜的房间，叫吕恩趴在地板上找。吕恩低头一看，床底下堆着一摞罐头、奶粉。大笑。盛家伦说不管它，咱们俩先解解馋，说着拱进床底下拿出一听奶粉，抓起一把就塞进嘴里，还给吕恩泡了一杯。偷吃的秘密被传开后，大家送盛家伦一个诨号“大食国王”……

抗战胜利，唐瑜把房子托人代管，自己潇洒地回到了上海。有人说，唐瑜在重庆的资产若全部变卖掉，可开一家银行。

“二流堂”本是一句玩笑话，到1957年反右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二流堂”被当做“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遭到批判，《人民日报》曾发表戚本禹的大块批判文章。吴祖光、丁聪、苗子等一大批二流堂人士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夏衍、叶浅予、冯亦代等全部被网了进去，被批判、审查的“堂友”达百人之多。被整得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吴祖光愤而作诗曰：

中年烦恼少年狂，

东西南北当故乡；

血风腥雨浑细事，

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

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

一生误我“二流堂”。

其中最倒霉的是“二流堂”主唐瑜。“文革”中，唐瑜在电影局工作，单位为审查他成立专案组，后因江青插手，升级为“中央专案组”。七次抄家，挖地三尺，迫唐瑜交出“二流堂”花名册，以便斩草除根。还怀疑他家中藏有与国民党联系的电台。唐瑜哪能交得出？上面反复要他交代问题，写检查。唐瑜“鬼精”，幽默地用薄的航空信纸复印若干份，留下一段空白，以便应付四面八方的外调者，据不同部门的要求，补写几句，写上年月日。交代不出新问题，只有皮肉受苦了。一个光头造反派，一次打他十几个耳光，以致他耳聋至今。唐瑜被折磨得实在无路可走，主动跑到公安局，要求他们逮捕他……

唐瑜与潘汉年是至交。潘汉年入狱后，唐瑜不怕牵累，仍与其家属保持联系。潘出狱后，第一个去看唐瑜。潘汉年去世后，唐瑜编著《零落成泥碾作尘》纪念他，还多次捐款在潘汉年家乡宜兴建“潘汉年希望小学”，近年出版的《二流堂纪事》稿费，悉数捐给这家小学。

唐瑜虽然荣登“二流堂”堂主宝座，但他远没有他的堂客们有名，他倒真是一枚“绿叶”。但堂客们一致公认他是个大好人。夏衍哀叹：“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