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访问时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以“j、q、x”的制定为例来说明这项工作所费的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终于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照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同样是1956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