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能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发展，当谭延闿的“祃电”引来一帮湘籍社会名流的喝彩之时，它也引发了普通知识青年广泛的参与热情。一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借自治的名目，要求实行民主，主张人民自治。他们还借着自治的东风，又是大游行，又是办报纸，又是办学会，又是办书社，把湖南弄得天翻地覆。

可以说，刚刚经过了“驱张运动”洗礼的湖南知识界觉悟了，他们并未将希望寄托于这批新来的武人，而是寄望于民众的力量和社会的自救。《大公报》还开设了“湖南建设问题”专栏，让各种意见和主张的人士畅所欲言。这些讨论和建言的重点是：第一，“湘人治湘”的正确解释是“湘人自治”，是要打破军阀专制，建设民治政府。第二，为了实现湘人自治，首先要尽早制定独立的适应湖南环境的省宪法，然后依据省宪民选省长，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民选县长，民选乡长；与此同时，要建立各类自治团体并组织各界联合会，在省宪完成前致力于推进制宪运动，省宪完成后负责监督政府；另外，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建设民治基础，等等。人们相信，只要根据这些步骤进行省自治和城乡地方自治，那么军阀的乱政、官僚的横行，便失去了基础，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年9月，谭延闿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会控制不住局势，决定召集官绅会议来主导湖南的自治运动。13日，他邀集在省官绅30多人，召开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委派委员10人，省议会派议员11人组成“湖南省制起草委员会”或“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共同起草《湖南自治法》。谭延闿本想借湘人自治旗帜，拒南抗北，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超脱南北战争之外，好使自己集中精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他何曾想到“联省自治”的逻辑会进一步向下延伸出“人民自治”的主张来，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谭延闿这种通过官绅包办湖南自治的做法，引起了湖南广大群众的不满，10月10日，长沙万余市民举行国庆纪念，并冒雨游行示威，要求谭延闿迅速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反对省议会和少数人包办制宪。12日，谭延闿邀集长沙各校校长、各报馆经理、各界人士及请愿代表在省府开会，表示愿由各公团推举代表，共同起草宪法会议组织法。自是，湖南社会由上而下充满了自治的空气；而民治主义的声浪，也由知识阶层开始，很快播散到广阔的市民阶层，成为一股强大而不可逆转的民意。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时毛泽东要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找谭延闿来为书社题写招牌。论官职，谭延闿是湖南督军，一省之长，湘军总司令；论功名，是前清的进士、翰林；论书法，被公认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但打心里讲，谭延闿不想给这个不沾亲不带故，甚至都不认识的年轻人题字。且不说他谭延闿的字有多值钱，单就是前一阵这个年轻人在《大公报》上写文章把他的“湖南自治”骂了一通，就够让他生气的。但“谭婆婆”毕竟是“谭婆婆”，他不仅把字题了，而且，9月9日文化书社开张时，谭延闿还大驾光临，亲自为书社开业剪彩贺喜。

令谭延闿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文化书社后来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走上了谭延闿所期望的反面。难怪10年以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从报纸上看到报道江西的“朱毛共匪”大举进攻长沙城的消息时，不禁向身边的孙科等人一声长叹：“唉，早晓得会这样，当初我去剪什么鬼彩哟?派两个兵去把毛泽东一抓，何至于今日劳师动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