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在其中还有一笔收入，那就是外资银行支付给他的“佣金”。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这笔佣金可能是外资银行实得利息的1/3，也即249.49万两。如果加上这笔收入，则胡雪岩实际所得为537.82万两，超过外资银行的实得利息498.98万两。

　　如果只计算胡雪岩浮报所得的利息收入288.33万两，其在胡氏传说中的2000万家产中，就占到了14.42%；如果将胡雪岩完全可能获得的台面上的佣金也加入，则在其家产中，“西征借款”的贡献率高达26.89%。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

　　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异辞录》说他“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包括高达1595万两的“西征借款”在内的各种公款，都是从外资银行的账号或者政府的财政账号上，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然后由胡雪岩进行调度、分配、使用，其间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腾移挪用，成为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说明在胡雪岩的财富中，钱庄生意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钱庄是胡雪岩“正常”生意中的支柱产业。此项与外资贷款的差额和佣金结合，基本可以认定，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其实没有一件是“正常”生意——与其说他经营商业，不如说他经营权力。

　　 胡大善人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

　　胡雪岩在成为大清“首富”的同时，也同样成为大清“首善”，只不过，这两个头衔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胡雪岩的慈善事业，与他的“商业”一样，可靠的史料并不很多。大致上，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庄谐选录》)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积极捐赠，“为陕西捐银5 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光绪朝东华录》）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胡雪岩的这些善举，收益也是很大的。“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庄谐选录》）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

　　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左宗棠。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也成为胡雪岩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相对来说，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相对功利色彩较少，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 （《越缦堂日记》），这个“饵”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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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雪岩的产业之中，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这成为胡雪岩作为“大善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其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其实，对于任何商业来说，“戒欺”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至于“真不二价”，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胡庆余堂从来都是一个营利机构，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新的股东也照样每年为这一“名牌”而给胡家支付红利3000元，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外财”。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双丰收。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而那些“胡氏商道”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慈善二奶”居然还自带嫁妆——善款本身就来自于“特种”经营的收入，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特种”经营。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胡当时的慈善捐款，累积约为20多万两，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计算，仅胡雪岩从“西征借款”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每年也能稳得34.56万两的利息，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慈善产业”，本小利大，傻瓜也不会放弃，何况胡雪岩如此冰雪聪明的人呢？

　　 冰山融化

　　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能捞钱、又能捞名，胡雪岩自然奠定了“首富”和“首善”的地位——尽管只是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因此，当小小的生丝生意扳倒胡雪岩时，不仅舆论愕然，他自己也一时懵懂而不可理解。

　　“胡大冰山”的融化，是在1883年的冬天，而在这年的10月份，胡雪岩还死死咬住自己的生丝存货，只“卖”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还是合伙经营。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一个月后，11月29日，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英商的天祥洋行(Dodwell & Co)，售价并不低。但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他贱卖，如《异辞录》上说：胡雪岩“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而其原因是“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显然，在这关键一点上，野史与正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