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雕刻盛行的同时，另一种佛教艺术形式——绘画也进入了繁盛的阶段。高昌佛教绘画作品，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画中。有的是描绘的通肩式大衣的千佛以及西方净土，也有的是描绘的地狱中的场景，还有穿草鞋踏莲花的立佛像。这些佛像的下面都绘制着精美的佛教故事，此外还有头着幞头长飘带的星宿图和佛涅像等。高昌佛教绘画中既保留了原有的佛教艺术，又吸收了来自中原、龟兹地区及摩尼教绘画的特点，加上后来回鹘的传统文化，构成了高昌佛教文化的主要来源。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空前繁荣还使佛教的传播出现了回流的现象。由于汉唐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对这一外来宗教艺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种理解和发挥也在不断地向西域地区回流。十六国时期，高昌僧鸠摩罗跋提向占据北方的前秦苻坚进献梵文《大品经》，晋太元十五年法显西行至高昌传授经文。

高昌国佛教的盛行，与唐朝时著名的佛教高僧玄奘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玄奘怀着到西方佛教的发源地去求取佛经、弘扬佛法的心愿踏上了漫漫的西游之路。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长途跋涉，玄奘于公元638年到了高昌国境内。此时，正是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统治时期，国家十分强盛，佛教已经流行开来。但是，在高昌国王和他的臣民们研习佛法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文字和不懂的经文。而中原的唐朝却早已对佛经有了充分的知识与理解。从唐朝不远万里来了一个精于佛法的高僧，麴文泰很是高兴。

他为风尘仆仆的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交谈中，麴文泰被玄奘的学识所折服，拜他为国师，并沐浴更衣，亲自为玄奘执香炉，率领王妃、文武大臣听他讲经说法。在听了玄奘的讲解后，麴文泰马上弄懂了许多以前苦思冥想也没有结果的问题，对玄奘更加佩服了。就这样，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的时光。

这天，麴文泰到玄奘的住处去拜访，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十分意外的消息。原来，玄奘向他辞行，准备收拾行囊继续向西天的路前行。麴文泰本来是专门来请玄奘长期住在高昌国的，协助他管理国家的，却听到了这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消息。无论玄奘怎么劝说，他都不予放行。但是，玄奘是一个有着坚毅的信念的高僧，誓死也不会改变去西天的志向。麴文泰见玄奘执意不从，不愿意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得放他西去，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另外就是请玄奘留下来讲一个月的佛法。

玄奘见国王松了口，况且他提出的条件也不过分，而且还可以宣扬佛法，也算是好事，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玄奘与麴文泰举行了隆重的结拜典礼并认真的将自己的佛法知识全部倾囊相授。之后，麴文泰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把玄奘亲自送到了百里之外，才恋恋不舍的回去。

玄奘在高昌国宣讲佛法时，在寺庙内遇到了长期居住在这里的3名汉族僧人。其中有一位年纪最老的已经鬓发皆白了，听说来自唐朝的玄奘法师到了，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光着脚就跑去相见。他一见到玄奘就痛哭了起来，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来自家乡的人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唐朝时就有内地的僧人到高昌宣讲佛法。这件事也说明了高昌国由于佛教的盛行，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僧人，有力地说明了高昌国佛教传播的回流现象。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国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钱币，却映射出高昌国的历史。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这种钱币是隋、唐之间新疆高昌王国的钱币，迄今只发现了很少的几枚，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的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在高昌建国的公元460年到马氏高昌灭亡的499年，由于政坛比较混乱，是不大可能铸造钱币的。因此，“高昌吉利”应为统治时间较长且政坛稳定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所铸的。而这一时期的诸位高昌国王中，最有可能铸造钱币的就是麴文泰国王。他在位时，进行了“延寿改制”，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为铸造钱币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铸造钱币也是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