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夏，当刘武、同号文两位中国学者，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物馆打开近一个世纪前封存的周口店化石的时候，往事像一张老照片，逼真地展示在眼前。

　　震动世界的两枚牙齿

　　19世纪末，欧洲学者就开始了在亚洲寻觅古人类的历程。到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中出现了一种假说，认为中亚很可能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一时间，西方学者纷纷涌入亚洲。其中，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收获。

　　1914年，时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受北洋政府的聘请到北京出任农商部矿政顾问。在华10年间，他除了矿政专业外，在考古发掘上也花费了不少心思。1918年，一条线索将安特生带到了周口店。对龙骨山进行了三天考察后，他开始组织在周口店进行小规模挖掘。然而3年间他并未找到人类化石。

　　1921年，安特生的“后援”来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古生物学者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协助安特生的挖掘工作。同年，在一位当地老乡的指引下，“北京人”的“洞府之门”，向他们打开了。此后，师丹斯基在这个地点，挖到了周口店出土的第一件人类化石——一枚臼齿。

　　1918年开始，从周口店以及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出土的发掘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往瑞典，先后共400余箱。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博物馆及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两家瑞典博物馆，就是靠着周口店出土的化石而名气大增的。1926年，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清理从周口店运来的发掘材料时，又发现了一枚前臼齿，这是最早的两枚牙齿。

　　瑞典人早期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是在瑞典皇家的支持下进行的。安特生在华的考古经费主要来自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当时的瑞典皇太子，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

　　1926年，瑞典皇太子访华之际，安特生正式宣布两枚牙齿的消息，从此周口店引起世界关注，“北京人”作为早期人类的代表，也为世人所知。

　　1974年到1979年间，我国旧石器学者黄慰文曾“坐镇”周口店主持日常工作。这5年间，他一边主持工作、接待要人，一边整理周口店的历史文件，并协助贾兰坡撰写《周口店发掘记》。由于与周口店的“亲密”关系，他常常被媒体询问“‘北京人’的头盖骨到底在哪里？还能找回来吗？”1977年，他从一位瑞典客人那里得知，上世纪50年代，师丹斯基在清理周口店材料时，又发现了一枚人类牙齿——一枚前臼齿。

　　失落的“北京人”化石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7年是一个分水岭。这期间在加拿大人步达生的主持下，大规模发掘正式开始，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发掘工作中。1927年到1937年是周口店发掘的黄金时代，共采集1221箱发掘材料，其中人类化石近200件，包括5个较完整的头盖骨和多件头骨破片。这一阶段的发掘经费主要由美国支持，瑞典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参与此阶段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