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到周口店的交通中断，周口店十年的黄金期就此结束。
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日军便占领了北平城内的美国机构，其中包括曾经存放“北京人”化石的协和医学院。从此，近200件“北京人”化石全部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多年来，老一代学者曾从战乱后残缺不全的文献以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寻找线索，寻访失踪化石的下落，均未能如愿。
时至今日，寻找“北京人”，依然是一个国际热点话题。
黄慰文说，那是个战乱年代，时间也过去那么久了，种种“北京人”重现的惊人消息，有些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有些不过是媒体的炒作。在他看来，在一个战争年代，一个非常时期，“丢失了恐怕就丢失了，再也难以找回”。年过古稀的黄慰文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重燃希望的第四枚牙齿
因此，2011年初夏，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在清理1920年前后的周口店发掘材料时，意外地鉴定出了保存于瑞典的第四颗牙齿时，新的希望又出现在人们面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从1949年到1966年十几年间，发掘出的人类化石只有6枚单独的牙齿，一件带有一枚牙齿的下颌骨前部和一个头盖骨的前部和后部。”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说，“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北京人’化石材料。”
周口店运去的发掘材料，曾让瑞典的古生物学家们一度忙碌起来。然而，清理工作在师丹斯基发现了第三枚牙齿后不久，就日渐荒疏了起来。近两年，瑞典人再次“想起”了尚未清理的几十箱材料。几个月前，清理工作突然出现“惊人”发现，一个未成年人的头盖骨惊现于人们面前。荒疏多年，面对如此“重大”的发现，瑞典人决定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协助鉴定。
这是自1918年以来，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受邀参与运往瑞典的周口店材料的清理、鉴定工作。接到邀请，我国古人类学家刘武、古哺乳动物学家同号文，一起前往瑞典。
两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到场后，通过对头骨形态、出土层位及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分析后，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个幼年头骨，应该是考古中常见的晚期“混入品”。
既来之则安之，在瑞典期间，刘武、同号文与瑞典学者一起，对周口店的材料进行清理。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短短几天的工作，两位学者居然不虚此行，有了意外的收获：第四枚牙齿——一枚人类犬齿，出现在眼前。
“这是目前存世的11枚‘北京人’牙齿中，唯一一枚犬齿。”刘武对笔者说，目前这颗牙齿在科学上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学术上说，每一件新材料问世，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潜在价值。早年的研究，由于研究水平、方法、思想有着时代的局限，“如果那些化石不丢失的话，以现代手段重新进行研究，应该会有新的收获”。因此，这枚牙齿的出现使人们对瑞典未开封的40箱物品燃起了新的希望：从这40箱中，我们还能找到些什么？
“当我们打开当年封存的箱子时，那场面颇为感人。”刘武说。
上世纪20年代的香烟盒、洋铁罐包裹、存放着化石；繁体中文、老式拼音与英文对照标签，书写工整……
一段尘封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