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崛起，引起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更大范围的激烈碰撞，也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青铜时代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强权、战争和杀戮，但它也带给人类更多的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文明的进步、和审美情趣的提高以及生活的富足。

这正像青铜本身，它被铸成了铮铮利剑，同时也被铸成祭祀典礼的庄严鼎鼐和开怀畅饮的酒具。青铜时代在草原文明的光荣史册中，留下了它独有的凝重和辉煌。

1999年，霍各乞铜矿遗址被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矿产资源开发大潮中，这一重要遗址却被湮没在新露天开发区尾矿砂之下。

目前，一个切实可行的抢救计划正在制定中。

随着历史之河的不断推进，在广袤的河套平原和阴山地带，历史的画卷逐渐展露出多姿多彩的景象，成为各民族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地带。

当游牧民族遭遇北进的农耕民族，冲突在所难免，尤其是在阴山南面这样一个宜农宜牧之地。农耕民族善于圈地、垒墙筑室；游牧民族则以天下为家，无边无界。一个善于固守，一个习惯迁徙。

随着中原群雄争霸的愈演愈烈，各自势力范围的扩张步伐也逐渐加快，横卧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在地理位置上也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了。

阴山东西横亘，形如屏障，它不仅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还是一条农牧业经济形态上的自然分界线，守住这些山脉，就意味着进退自如，既可北上大漠，又能南下中原。

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和内地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控制土地资源，也是对矿产资源的争夺。

在阴山山脉的乌拉山南麓，迄今仍旧可以依稀辨别出断断续续时隐时现的一条夯石混筑的带状城墙，它沿着乌拉山南缘延伸了大约42公里，直到乌拉特前旗蓿亥乡一带才逐渐消失。

这是公元前299年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武灵王修建的，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早期长城遗迹之一。

这个防御体系是河套地区汉族政权早期军事建设的主体工程，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分隔领地，二是为了阻挡以骑兵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匈奴军事力量。

赵武灵王看到匈奴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长裤，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戈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

赵武灵王是在战国时代中国北方领导的一个强国，在赵国推行成功改革这样一个伟大政治家，他改革的内容比如说胡服骑射，对于中国传统这个战争形式包括服饰的基本的形制，包括交通方面一些交通方式都有重大改向，向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学习，提高了交通效率。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也因此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

那么，锐意改革的赵国究竟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哪里了呢？

《史记》给人们留下了清晰的历史线索。

在《史记·匈奴列传》有这样的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这就是说，在群雄争霸的战国年代，赵武灵王不仅把赵国的势力拓展到了阴山脚下，而且把北界长城直抵阴山“高阙塞”。

塞，就是墙，墙就是长城，代是那里，是在河北的蔚县。“自代并阴山下”从代往北修修到阴山脚下，到内蒙古兴和这一带，然后并阴山下，从阴山下面向西，至高阙为塞，高阙往西一直修到高阙那个塞口，塞城那个地方。

但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高阙塞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的高阙塞相对位置模糊不清，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对于赵国长城终点高阙塞的具体位置始终争论不休。

于是，魏坚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寻找高阙塞的准确位置。

他们沿着阴山中若断若续的赵长城徒步走到阴山山脉的狼山口，在那里找到一座荒城。

从这座荒城向北望过去，这里的两座山峰刚好就是历史地理著作中高阙塞所描述的模样。

然而，历史的痕迹早已模糊不清，但假如这里就是《史记》中记载的高阙塞，那的确是个非常理想的军事要塞，进可攻，退可守，还可以就地驻防屯兵。

这座边关要塞北连蒙古高原，南接黄河沿岸的河套平原，由此可见，高阙塞的军事和交通地位极为重要。

200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河套文化研讨会上，魏坚正式对外界宣布了他的考察成果。

这给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高阙塞具体位置的争论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观点。

自赵国修筑长城以后，秦帝国长城、汉代长城和后来的明代长城交叠错落在阴山两侧。

人们注意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广袤的河套地区与阴山两侧，历朝历代所修建的长城密度是相当惊人的。

显然，巴彦淖尔一带的阴山与河套地区已经成为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激烈争夺的焦点，而赵国捷足先登，在这里设置了云中郡九原县。

进攻与防守成为西域边疆地区长久的主题。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匈奴与汉族之间围绕着长城金戈铁马、浴血厮杀的岁月异常惊心动魄。

2008年冬季，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我们前往阴山深处去寻找那段据说是河套地区最为壮观的长城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