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帝行玺金印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玺印，是其墓葬陪葬品。1983年10月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博物馆。

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赵昧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强调出龙身S型腾翻的动势，集实用功能和装饰效果于一身，构思设计十分巧妙。

汉印纽形很多，或龟、或蛇、或虎、或龙。纽形不同，显示着印的主人的阶位不同。比如，西汉的“轪侯之印”，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汉墓中发现的，墓主为侯爵，印纽作龟形。“滇王之印”，是1956年在云南晋宁发现的，墓主为一国藩王，印纽作蛇形。“倭奴国王”印，是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的，印主为一邦之王，印纽也是蛇形。1968年，中国在陕西咸阳汉高祖长陵附近发现一颗玉制的“皇后之玺”，纽作螭虎形。螭是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螭虎即螭头虎身的怪兽形象。这颗南越王金印，纽作蟠龙形，在已发现的大量汉代玺印中从未曾见。仅此一点，已足以显示这颗金印无与伦比的尊贵了。虽然在五代和明清的帝玺中印纽也有龙形的，但均较晚近，龙形亦各殊，古意不多。南越帝玺上的蟠龙纽，迄今为止，是今世得见的最古老的玺印的龙形纽了。

玺印中自称“文帝”，这是南越国王颇具特色的称谓。人或以为不然，并指出中国历代帝王中，或称“文帝”，或称“武帝”，历来多有。曹操为“武帝”，曹丕为“文帝”。然而，殊不知中原帝王的这些称号，并非其在位时的“尊号”，而是在其死后，对其一生所作评价的“谥号”。南越国的礼制殊异，这称谓不是死后的“谥号”，而是生前的“尊号”。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生前就称“武帝”，以炫耀其开国的武功。第二位南越王赵眜，便称“文帝”，以夸示其长于文治。南越的这种特殊典制，在中国极其丰富的典章中，不能说绝无，却比较少见。史书对南越的殊典原有记述，往时人或以为怪，疑而不信。今日“文帝行玺”的印文出土，确证古史的记述可信。

行玺，即发布诏命所用的印信。这其中的“玺”字是有文章的。先秦时，凡印章，不论是帝王的，还是臣民的，都可称“玺”。秦始皇称制后，为强调皇帝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 (以前人人都用的自称)；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称“诏”、称“制”；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臣民的凭信物只能称“印”、称“章”。从此，“玺”这个名称成为御用印信的称谓。

汉承秦制，在玺印的规定上稍有宽缓，皇后、诸王印信也称玺，但基本上仍相沿旧制而不改。汉家天子玺印较秦玺为多，史载汉天子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

皇帝行玺，是发布诏令、册封诸侯王用的。皇帝信玺，是征召大臣、调兵遣将用的。天子行玺，是策拜外藩、祭祀天地鬼神用的。其他帝玺的使用也各有制度。

汉皇玺印虽多，却早已失传，今不得见。这次在南越王墓中共清理出土三十颗印章，也唯有这颗金印称“帝”、称“玺”。迄今为止，它是今日唯一得见的汉代“帝玺”，这就弥足珍贵了。

“帝”、“玺”两字特别引人注意还有另一缘故，因为其间隐蕴着一部古代的汉越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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