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老人还能说出这些“洞沟”最后的故事，一个老道士的故事。老道士在洞沟里潜心修行，足不出洞，每天派头驴子下山取水，驴子身上驮着几个钱，作为取水费。一开始，山下的人都默默遵守着承诺，拿了钱，就帮道士取水;后来，人们只拿钱不取水。老道士后来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了。打这个故事以后，“洞沟”就再没有“人气”了。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被发现的“洞沟”现在叫做“古崖居”。由于没有确切详实的历史文献记载，人们对它的由来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古代附近山民为躲避战乱开凿的避难所或者土匪的藏身之处，因为年代久远且非常隐蔽所以被人遗忘。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质疑了，如果是为躲避战乱或者洪水，人们就不会凿得这样精细，更不会去建什么祭祀台或会议的场所。

 

有学者根据《新五代史》记载：“当唐之末，⋯⋯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因此认为这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奚族避祸定居在此时开凿的崖洞，奚族在后来并入契丹族。史书记载奚族曾于唐末、五代时期出没在妫州的北山附近，而妫州指的就是今天的北京延庆一带，在山中定居的奚人是“行岩穴居”。如果说这里是奚族人的家，那么住在这片山崖上的人们，曾经在石屋里烧火做饭，在下面的马厩饲养牲畜，到“官堂子”举行祭祀⋯⋯为什么有一天又抛下这些个精心打造的家，不辞而别呢?况且，在东北我们还没有发现类似的古崖居，更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奚人是采用崖居的生活方式。通常，一个民族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是有连贯性的，并不轻易改变，为什么在东北的奚人不住在洞穴里，到了延庆反而花那么大力气凿穴而居呢?

 

又有学者联想到延庆地区自古以来是兵家重地，指出这些石室可能是早期戍边驻军开凿的。学者引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载：“溪之东崖，有石室三，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候台矣”为证。最近，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教授认为这里是汉代烽火台遗址，并在山上找到了人工垒砌的基石残迹，古崖居是这些守边战士的宿舍。但石室是由单间、二室、三室构成，屯兵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若从洞室的双人炕来看，很有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有固定婚姻关系的居民居住的。另外，汉代将士为什么放弃传统的居住方式选择穴居?有人认为这里在当时已非汉人地界，这些将士就像特务一样潜伏在敌人的领土上，他们必须找到最隐蔽的方式藏起来。但这些都是猜测，并没有考古或文献上的证据。所以说，谁是古崖居的主人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从2004年开始，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王昀副教授带领我们多次考察了古崖居。古崖居开凿地点的选择令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那么的隐蔽，前山的重峦叠嶂遮蔽了古崖居，使外来者很难发现，但却丝毫不影响居住者俯视崖脚下的丝毫动静。另外，古人对山体的利用也是独具匠心的，石屋内有许多一次开凿而成的石“家具”：火炕、灶台、烟道、案台、马槽等等，透出浓厚的日常生活气息。如今命名为“奚王府”(俗称官堂子)的崖洞面宽8米，进深约10米，层高2.5米，上下共两层，至少有8个洞窟。每层都左右对称，各个房间都有不同的用途。主石室的正中央摆放着用四根圆石柱顶立的约三尺高的石台，推测是祭祀用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它是花岗岩刻凿的。

 

石洞的开口朝西，与汉族坐北朝南、趋阳去阴以及北方游牧民居朝向日出的习惯全然不同，究其原因，还在于崖洞是依山势修建的。

 

古崖居的洞室布局非常紧凑，形成一个高密度的集合体。通常从事农业活动的民族是以家庭为单位分开居住的，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并不常见，除非是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比如防御。从现存遗迹来看，延庆古崖居的洞室层层跌落，空间方方正正，山体上部开凿得稀疏而下面稠密。有一些洞室还是上下层连通的。上下洞室间石壁的厚度较一致，左右洞室间四壁厚度均在30-40厘米，看来是经过周密考虑后才开凿的。要不是山体的外壳塌毁的话，洞室的组合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复杂。并且入口难以攀登，和普通的民居建筑不一样，古崖居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