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及酒令筹，1982年于镇江丁卯桥窖藏出土，是反映唐代人饮酒行令具体规范内容的珍贵实物，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唐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由龟座和圆柱形筒两部分组成，刻花处皆鎏金。龟形昂首曲尾，背部隆起，四肢内缩，五爪落地有力。龟背中央设双层仰莲，上承圆柱形酒筹筒。筒盖面饰卷边荷叶纹，顶纽饰莲花，酷似烛芯火焰。盖侧饰以鸿雁及卷草纹、流云纹，盖纽与边沿有银链相扣。筒身正面錾双线长方框，内书“论语玉烛”四字，两边一龙一凤盘绕，衬以缠枝花叶和卷云，以鱼子纹为底。

 

龟，为北方玄武之神，历来被人们所珍视，尊为长寿和财富的象征。如唐代武则天当权，以武为瑞，百官所配鱼袋改为龟袋;唐代在碑刻下置有龟趺，镇江焦山著名的《魏法师碑》即然。以龟为名或别号也是唐代的时尚，比如唐代诗人陆龟蒙、歌唱家李龟年等。当今日本人以龟为名，即受中国唐代古风影响。此龟背负之“玉烛”，指人君美如玉，明如烛也，乃光明和熙之意，显示前程无限。

 

此件文物，造型别致，纹饰华丽，形象生动，是反映唐代金银器制造水平的艺术精品。其莲花纹饰具有佛教文化的含义;龟负，则饱含着道教的意旨;《论语》更是儒家的经典典籍。在酒宴上，无论信奉道教、佛教，或是儒家，都应捐弃前嫌，融入酒宴的气氛中，寻求其乐融融的意境。可以说，在镇江丁卯桥出土的这件金银器，反映了唐代人尊崇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大唐帝国泱泱大国的胸怀。

 

在酒筹筒里装的是50根银制鎏金酒令筹，形制大小相同，均长方形，切角边，下端收拢为细柄状;每枚正面刻行体令辞，字内鎏金。其上所镌刻的内容，上段选录《论语》文句，下段是饮酒对象、方法和饮酒数量。所摘的《论语》语句，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是能够牵强附会地和饮酒对象相联系的句子。经研究，酒令筹所摘《论语》语句，不是正规版本，应该是当时民间的传抄本。它反映了唐代《论语》版本的部分概貌，是研究唐代《论语》的宝贵资料。

 

酒令筹所列饮酒对象有三十二种。饮酒形式分为饮、劝、处、放四种。饮酒数量有意到、三分(小半杯)、五分(半杯)、七分(大半杯)、十分(满杯)之说，最多是四十分(四杯)。

 

酒令，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游戏，是佐酒助兴、活跃宴席气氛的重要手段，唐宋时代是这种游戏发展的高峰期。据唐人皇甫崧的《醉乡日月》记载：“二十人共饮，立一人为明府，所以规其斟酌之道⋯⋯”“夫律录事者，须有饮材，材有三：谓善令、知音、大户也。”“凡以言笑动众，暴慢无节，累累起坐，或附耳嗫语，律录事以本户绳之;奸不衰止者，觥录事纠之，有犯者辄投旗于前曰：‘某犯觥令!’抛法先旗而后纛也⋯⋯累犯者旗纛俱舞。”从唐代文献记载和出土的“论语玉烛”酒令筹，我们可以探析唐代人饮酒行令时的制度：酒宴上设有执事人，分为觥录事、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酒宴席次坐定，众人公推觥录事，由觥录事决定抽筹饮酒办法，指定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共同担任酒宴的执事人。觥录事是宴席上酒令的权威主持，由比较活跃且有威望的人担任，掌管酒令旗和纛，负责决定对违规者的惩戒。律录事是辅助主持，由了解酒令，熟知在座人的情况，且酒量大的人(大户)担任，是行酒令中的具体执法者，负责执行觥录事的指令。录事，是酒席间一般的服务人员，数量不限。玉烛录事，是负责专管“论语玉烛”酒令筹筒的服务人员。

 

唐时宫廷、民间饮酒行令颇成风气，目的是在宴饮中增添乐趣，充实娱乐生活，沟通宾主间的融洽关系。过去，有关唐代饮酒行令方面的实物罕有所见，文献记载也语焉不详，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中银鎏金论语酒令筹及其配套设施“论语玉烛”酒筹筒的发现，为研究唐代的饮酒风俗与娱乐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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