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据史书记载，功勋卓著的大禹曾经真的和西王母国有过密不可分的联系。

荀子认为，大禹治水前曾“学于西母国。”另据《论衡》记载：大禹称帝后，曾“益见西王母”。

我们知道，历史上，大禹治水时曾真的留下过“导流积石”的记录。积石山有两种说法，一在我省黄河源头，一是我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积石峡谷，这两座积石山都是东昆仑山余脉，这里黄河骤然转弯，其峡如削，地势十分险要，其所处地域，亦属于西王母国。

李晓伟猜测，在大禹治水时西王母曾给过他很大的帮助，甚至有可能直接参与过这项伟大的工程。既然西王母有恩于大禹，大禹为帝后，西去“益见西王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实际上，近现代有关专家对我国地质的研究表明，在大禹之前，华夏大地上，还曾发生过三次大的洪水，中国古书中记载的三皇五帝都是在每一次华夏大地遭受洪水后人文复苏时期诞生的救世英雄，他们成为历史横断面上的标志性人物或是族团代表，而距今约四千年前的大禹，只是距现代人最近的一位因治水而成名的英雄。

西王母是华夏之母

学者李晓伟在另一本著作《西王母故地》中提到，近代与现代的一些学者，囿于现代实证考古学的绝对理念，对三皇五帝产生了怀疑，并因此断定他们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可在河湟谷地以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西王母故国和中原文明之间的渊源，同时也引出了中原文明有可能发源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推断。

1956年，我省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用于狩猎、击砸和切割的石器，这些石器，说明在远古时代，青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

1982年，我省柴达木盆地柴旦湖南岸又发现了大批石器时代的遗物。这些发现，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推进到了3万年前。

此后，我省湟水、大通河、黄河三河间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更是不断被发现，青海的远古文明的发展脉络，渐次清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而这样的发现，到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喇家文化遗址和柳湾彩陶的发现，达到了高潮。

李晓伟留意到，无论是喇家文化遗址还是柳湾遗址，都坐落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这样的台地不仅拥有着可以耕作生息的小环境，而且还具有防范洪水的功能，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远古时期，这样的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联想到大禹治水的故事和近年来专家们对数千年前黄河曾频繁改道的地质发现，李晓伟认为，因为远古时期地质结构不稳定，华夏大地始终处于洪水地震的高发时段。黄河上游及其上游支流地区，很有可能就是地质结构相对稳定，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这也恰好能反映出史前文化遗迹在河湟谷地、在黄河上游地区、在渭河流域、在夏河两岸频繁出现，而在黄河中下游却很少见的原因之一。

还有，华夏民族形成的时期，正是羌人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段。一部分代表父系氏族文明的羌人，渐次从诞生地分离出来，并由西向东寻找新的家园，他们创造的文明也就呈阶次状由西向东传播渐进，并最终发展成为了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文明，而留在羌人原有的部族，依旧维持着母系氏族的状态，她们创造的文明形式，逐渐在历史的天空中黯淡。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以时间为依托的漫长过程，在轩辕到大禹千余年间，西王母始终与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留下了诸多记载。有专家因此指出，轩辕乃华夏之父，西王母是华夏之母，看来不无道理。

（编辑：抱抱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