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跟陶渊明的说法有这样的出入,既不能说是陶渊明故意冤枉自己的妻子,也不便断言就是萧统等人充当和事老,逢人先说三分好。实际情况大约是这样的:陶渊明的妻子是通情达理的,对丈夫的辞官不做基本也是支持的。但是,由于丈夫辞官之后,没有了固定的官俸收入(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家庭生活经常陷入困境,愁闷之中,她不免有所抱怨。陶渊明是洁身自好的文人,把自己的弃官归隐看做势在必行的壮举,恨不得所有的人都立即表示赞同。自己的妻子竟然把柴米油盐的困难,归咎于他的这一壮举,当然会很不高兴的。
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陶渊明做彭泽县令的时候,准备让人把所有公田都种上可以酿酒的粘高粱,并且得意地说:“这下子我可以尽情陶醉在酒中了。”可是,他的妻子坚持要种稻子。最后的结果,陶渊明做了让步,二顷五十亩种了粘高粱,五十亩种了稻子。通过这件事情,不难看出,比起翟氏,陶渊明实在是有些迂腐、自私,只顾自己的爱好,不考虑一家人的生活。梁实秋说“翟氏较渊明为达事”,诚哉斯言!从此也可以想见,陶渊明是个甩手掌柜,陶家老小的生活都是由翟氏一手操持的。作为主妇,翟氏不能像丈夫那样率性胡为。
陶渊明虽然迂腐、浪漫,但是,他也并非完全不能体谅妻子的苦衷。在《咏贫士七首》其七云“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饥荒之年,一家老小都在饿肚子,妻子对着丈夫哭泣。此情此景,陶渊明心中也是深感忧虑的。
陶渊明的“室无莱妇”之叹,正好可以说明:他的妻子翟氏是一个能持家的好女人。倘若她也像陶渊明那样浪漫,一家人就只好喝西北风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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