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天启年间的腐朽统治，沈璟希望他还朝后继续留意有关“东南杼柚”（新兴的吴地手工业、市民的要求），多多发表正直的言论。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由于他能力平庸，辜负朋友们的殷殷期望。这一年的十二月，周道登在崇祯皇帝和满朝文武的盼望中，终于风尘仆仆进了京城。第一次晋见崇祯皇帝，他就一口气提出三条建议：“一曰守祖制，二曰秉虚公，三曰责实效。”崇祯皇帝很高兴，全部予以接纳，加封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兼上书房总师傅、国史官正总裁，官位显赫一时。

崇祯本来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力陈时弊，多进直言。然而他“性木强，不好矜饰”，连说谎都不会，纯粹是个直肠子加二百五。有次在金銮殿上，皇帝正和满朝文武正在讨论国家大事。周道登脑子走神，想起了一件好笑的事，就地笑了出来。崇祯眼睛尖，问他为什么笑。周道登一时语塞，不回答也不解释，像根旗杆似的杵在那儿一动不动。崇祯拿他没办法，就没有追究。下班后，钱龙锡责备他不该这样，谁知他却说已经笑了，又能怎么样？

还有一次就更逗了，崇祯御经筵的时候，问周道登：“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大宰相想了半天，顺口说了一句雷倒众人的话：“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后，再回奏皇上。”对这种老实迂腐之言，崇祯皇帝开始十分不悦，到后来也只好一笑了之。过了一段，崇祯忽然想起件事，就问：“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回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真令崇祯皇帝哭笑不得，就连站立在旁边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崇祯皇帝是个急性子，大明江山当时岌岌可危，他恨不能找到一剂药方，三天就把国家变成老祖宗朱元璋时的景象。看到周道登这么没出息，他忍了不到一年，就让周道登滚蛋了。后来，崇祯接二连三更换宰相，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城，他也没找到一个能像张居正等人那样精于国家管理的优秀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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