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大为欢喜，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章，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只差点就要搞一个英模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去巡讲了。现场会上，崇祯深情地指出，一良乃忠诚耿直之臣，可以提拔为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眼看韩一良的清官秀就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丰厚的回报，老是被崇祯批评的组织部长王永光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其中最严重的贪污受贿者，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都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取出韩的奏章，亲自朗诵，当读到文中的精彩部分“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时，崇祯掩卷长叹，随即厉声追问韩一良：这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支吾着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哪能轻易授给这种人！此后，韩一良不仅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本来担任的户科给事中也被罢免。所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韩一良即是如此。

朱元璋在打下万里江山，为他和子孙后代设计帝国机制时，这个阴损刻薄的安徽老农民把官员的工资定得极低。如果官员们都清廉如玉，最终的结果只能像大清官海瑞那样，虽然身为政府高级公务员，死后却连安葬自身遗体的积蓄也没有。显然，让恪尽职守的公务员都做海瑞，既不现实，也不人道。因而，大明两百多年间，官员的主要收入都在工资之外，——所谓工资基本不动——这些灰色收入，有的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有的当然是贪墨之所得。面对这个结构性腐败的帝国，崇祯力图用道德的方式来唤醒官员群体的自觉意识，让他们通过道德的洁化，进而自觉做清官，显然，崇祯把他的官员们的觉悟设定得高了一些。而韩一良这样的官场油子，他洞若观火地窥测到了崇祯内心的好恶，因而投其所好地搞了一场清廉秀，不过，倘若不是王部长给韩一良下烂药，崇祯显然会把这个投机政客提拔到副部长的级别上。一封数百字的奏章，一番貌似慷慨激昂的清廉表白，就能神奇地把一个官员从县处级坐火箭般升到副部级，与其责怪韩一良们的机心，不如说崇祯以德治国的企图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实。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对帝国的文官系统益发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同是作秀，古人要比今人更困难，尤其是摊上一个别有用心的同事时更是如此。不比今天，步行上回班，春天种棵树都可以毫无风险地大秀特秀；第二，做人要厚道，做皇帝也要厚道，太过于咄咄逼人的皇帝，臣工们就会想出其他软办法来忽悠你。

（责任编辑：寒江雪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