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成吉思汗像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

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是“在准备这一屋宇的栋梁并加固这一建筑上表现了无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文化中，对不信真主的魔鬼实行惩罚，符合真主的意志，是正义之剑对恶的惩罚。基于这一原则，他毫不顾忌成吉思汗行为的野蛮性而采取了一种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为毫不保留地记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