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世纪初日本大化革新后，开始虚心学习中国文化，唐日关系进入友好期。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日本三次派出遣唐使，每次都是四只船，人数都在五百人以上。这一时期，由于日本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关系紧张，日本遣唐使一般选择从南线直接跨海入唐。南线虽然路程缩短，但海上风险很大。

 

公元七五三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乘坐的第一船被吹到了今越南中部海岸，后历经艰险，再度返回长安。为了接藤原清河回国，日本淳仁天皇于七五九年二月任命高元度为“迎入唐大使使”，经渤海国入唐。

 

由于当时唐朝“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唐肃宗以道路不宁为由不放藤原清河回国。而让高元度从南路先行回国，向日本天皇覆命。七六一年初，唐肃宗派宦官谢时和护送高元度等人到苏州，然后由苏州刺史李岵负责造大船一艘，再抽调越州浦阳府折冲沈惟岳等九人为押领官、别将陆张什等三十人为水手，伴送高元度回日本。

 

送使船于七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抵达日本九州，沈惟岳等人受到了九州大宰府的热情接待。七六二年正月，日本朝廷还专门派出一位高官从平城京来到九州，给唐朝送使发放赐禄。不料在分配赐禄时，沈惟岳闹出的一桩丑闻，让日本人大跌眼镜。赐禄发放本来是有标准的，《续日本纪》中记载“赐大使以下禄有差”，可身为大使的沈惟岳，却生成了多占甚至独吞赐禄的企图，导致其他三十八人强烈不满。一气之下，这三十八人联名向大宰府告状，并提出由副使纪乔容替换沈惟岳的大使之职，重新分配赐禄。使团成员因分配赐禄不公闹翻，要求自行更换大使，这种事情在外交史上实在是闻所未闻。大宰府大概也觉得事关重大，赶紧请示日本朝廷。日本朝廷答覆说：“大使、副使是敕使，不可改弦更张。至于赐禄，仍按原定标准发放。”唐朝送使的内部纠纷总算是平息了，但这桩丑闻却写进了日本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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