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白居易写给朋友元稹的长信《与元九书》是一篇名文。在这篇长文中，白居易滔滔不绝地宣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大道理，陈述自己写作《新乐府》等讽谕诗以复兴诗道的苦心，态度煞是严肃。然而信中却有如下妙文：“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颂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前一事说高姓节度使看上一歌妓，欲娶回家中。该妓嫌聘礼少，讲价说：我是能吟诵白学士《长恨歌》的，怎可当寻常歌妓对待！节度使只好多掏银子。后一事说白居易贬江州时途经襄阳，参加一个宴会。大约是有什么重要宾客，主人邀集一群歌妓娱宾，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从稠人广众中认出白居易(作为“犯错误”被贬的官员，白居易想来不会太引人注意的)，指指点点：看啊，那位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哦。

 

由此想到，不管白学士是如何铁肩担道义地呼吁复兴诗道，身体力行地大写美刺比兴的“讽谕诗”，闾里百姓恐怕还是喜欢听着凄婉煽情的《长恨歌》、《琵琶行》掉眼泪。岂止是百姓，多年以后，唐宣宗在祭吊白居易时也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连皇帝都忘了“诗教”了呢！

 

白居易说起他的播在人口的诗名时看似有点矛盾，一方面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遗憾百姓不能像他自己那样看重为时为事而作的讽谕诗，另一方面对《长恨歌》等在民间的流传也不无得意之态，向元稹说到在歌妓中的知名度时简直带着几分炫耀。

 

其实白居易是个聪明人，他很清楚任何教化都应当顺应人情，“诗教”尤其要摸准读者心理。即以《长恨歌》为例，虽然作者宣告他的写作意图是“惩尤物，窒乱阶”，要让统治者从中汲取荒淫亡国的教训，但实际上该诗却运用了许多“大众文化”因素：它写的是百姓不熟悉而又艳羡的帝王后宫故事，三千妃嫔，烘云托月地捧出一个美妙绝伦的佳人，这要吸引多少眼球啊！高者，发刘邦式的慨叹：“大丈夫当如是也”；下者，则做阿Q对秀才娘子宁式床的想象了。佳人享尽皇家风光后落得个“宛转蛾眉马前死”，烽火连天，红颜成尘，大起大落的命运悲剧赚尽读者眼泪！深谙受众心理的白居易，再来上一大段皇帝的伤心断肠，最终以“在水一方”的凄迷与阻隔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或听众)的悲剧心理：那样一个美丽女子，让她死后升天，道德家不满意；下地狱，老百姓不答应。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是最好去处，长相思而永不相见是最好结局。看看这故事模式，这“煽情”手法，我们在今天种种大众文化中，不是也找得到相似的面孔吗？

 

 （责任编辑：潇湘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