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在表演中形成了自己的真挚、朴素、自然、清新的独特风格，她把女性在逆境中的抗争、绝望中的挣扎表现得入木三分，催人泪下。她那饱满的激情，娴熟的技巧，独特的手法，使她达到了默片时代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深深地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有评论曾把阮玲玉称为“中国默片时代的灵魂”，“如果没有她，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也许面目全非。”国外的一些评论家称誉她为“中国的英丽特·褒曼”。1930年5月，《影戏杂志》举办“电影明星选举”，公众投票，阮玲玉以6170票当选第一名，胡蝶仅得3784票。1934年，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塑造的了一个从少女到老年的“路柳墙花”角色，该片当年被评为“最佳国产无声片”。阮玲玉自己也说：“在我主演的所有影片中，《人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

　　随着阮玲玉的大红大紫，追求者也与日俱增。她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求爱信，她既不加以嘲笑，也不忍心将这些信撕毁，就把它们锁在这只藤箱里，并贴上一张纸条，上写“小孩子的信”。

　　没有受过表演艺术专门训练的阮玲玉，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悲剧人物和她自己的情感历程有着某种暗合，所以表演起来真实细腻，得心应手。阮玲玉的事业如日中天，荣誉纷至沓来，然而她的个人生活却如同她扮演的悲剧角色一样，充满着不幸和辛酸。

　　牢笼里沉落的花容

　　1925年初，阮玲玉的母亲被帮佣的张家女主人怀疑偷了东西，赶出来流落街头。是少爷张达民向他们伸出了援手，说服母亲继续收留了她们。此时，15岁的阮玲玉已出落得楚楚动人，也出于寄人篱下知恩图报的善良，她与少爷张达民的关系也成了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故事。张达民的母亲很快就知道了儿子对阮玲玉的痴情，并想娶她为妻；张母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劝他们断绝来往，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就把何阿英赶出了张家。在张达民的苦苦追求下，1926年1月，阮玲玉从崇德女校退学，在北四川路鸿庆坊一所民宅里，开始了她与张达民的同居生活。

　　逐渐成熟起来的阮玲玉发现，这个张少爷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她无法忍受这种恶习，便时常吵架。后来张达民得到其父的一份遗产，但很快挥霍于赌场，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此间阮玲玉因主演《挂名夫妻》名气越来越大，而张达民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开始一次次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博、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觉得是张当初收留了她们母女，况且张也曾给予自己甜蜜的爱情，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和感化张，希望张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那样浪子回头，并表示与张结婚。但张达民毫不留情地掐断了她的希望，说是只是看中了阮玲玉漂亮的脸蛋，仅仅想把她当做姨太太使唤，根本没打算结婚。这使阮玲玉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未遂。张达民后来到香港工作，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阮玲玉还托人在福建福清县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张便去了福建。

　　不久，上海的茶叶商人唐季珊听说了阮玲玉的感情变故。唐对这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垂涎已久，便趁机疯狂地追求她，经常跑到片场送一束鲜花。这个唐季珊是个典型的上海“白相人”，当年，唐曾把号称中国第一“影后”的张织云金屋藏娇，厌烦之后又一脚踢开。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进攻下，阮玲玉开始迷惘了。1933年3月，她带着母亲何阿英和养女小玉，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这段时间里，唐确实对阿婆和囡囡及阮玲玉不错。唐已有妻室，但阮玲玉却不计较，她对一位好友说：“我太软弱了，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的爱他！”田汉听说后很感诧异，不理解阮玲玉“为何嫁给这种西门庆似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