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

　　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了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