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

　　德佑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