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仅如此。

　　远在1932年4、5月间，李济深、陈铭枢控制下的《力报》，就风闻了力行社的存在。它以“十三太保闹中华”的噱头，宣称蒋介石意欲建立法西斯统治、以贺衷寒等人为“十三太保”。这个说法引发了宁沪舆论危机，在叶维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刚刚出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才被派往上海，平息了这个事件。

　　滕杰后来谈到，“戴笠之所以能获得力行社、甚至蒋中正的信任……其中第一件成功的任务，即为此案的解决”（邓元忠，《滕杰访问》）。

　　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33年夏天，也就是“蓝衣社”传闻沸沸扬扬之际，在遥远的上海，杨铨案和“《勾命单》事件”又发生了。

　　杨铨案后来被视为民国最重大的政治暗杀之一。1932年12月29日，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为发起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了，它很快被宣布为非法；几个月后，一封署名为“华”的恐吓信，更到达了近百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案头。这封恐吓信公然宣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开列名单之五十六人”。

　　这不是恫吓，也不是什么虚张声势。1933年6月18日，一个宁静的清晨，在那条有着众多法国巡捕的租界街道上，四名力行社特务处成员，黄埔学生赵理君、中共叛徒王克全以及两名原黑帮打手，李阿大和过德诚，就执行了疯狂的暗杀。当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四面八方密集而来的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杨铨案”震惊上海、震动全国。两天后，白花、挽幛、电报、信件连同无数送行的人群，纷纷出现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鲁迅也出现了。几个月后，在《我的种痘》一文，鲁迅以充满讽嘲的口吻写道，“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几年后，《鲁迅年谱》更记载说，“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仅是鲁迅。7月14日，在《中国论坛》第二卷第8期，作家王造时以《勾命单》的标题，再次将力行社党徒的行径公诸于世：“……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

　　这个“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舆论再次哗然。不久后，《北华捷报》评论说，“毫无疑问，在中国已出现了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具备了该类运动的大部分特征，群众性、鼓吹独裁和政治暗杀”；《纽约时报》也认为，“纳粹在德国的成功，刺激了它众多的追随者……它甚至波及到遥远的中国”。

　　杨铨案、“黑册子”、《勾命单》以及“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所有这些，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那些模糊的、碎片般的记忆，渐渐集约而为众多中国人对力行社的大致印象。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蓝衣社”像瘟疫般传播开去了，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始终流传着。

　　但这还不够。近十年后，在汪伪“76号”，一个名为傅胜蓝的原力行社社员被捕了。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以极尽渲染、杂糅史实与捏造的笔法，使那个面目可憎、为世人所唾弃的蓝衣社形象，永久地定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