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胜蓝原为中共叛徒。大约1933年，在康泽的游说下，他先是加入革青会，不久后升入力行社，并主编了力行社机关刊物《司令塔》。两年后，因为“《司令塔》事件”，他被判入狱两年，并对八宝街渐生怨恨之心。
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蓝衣社内幕》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就这样，“蓝衣社”的名字不断流传着，不久后，它甚至流传进了穷乡僻壤。几十年以后，在福建乡下的那个小渔村里，还是拖鼻涕孩子的本书作者，也见到了那本破旧、古老的书籍。面对竖排的繁体字，记得我曾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是蓝衣社”？而我的叔公、那本书的主人回答说，“蓝衣社，就是专门抓人，当特务、搞暗杀的”……
到这个时候，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又过了一些年，当作者坐在福建省图书馆的空旷阅览室里，读到“复兴社”、三青团的字样时，作者也丝毫没有把它和“蓝衣社”联系起来。更不必说是力行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