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的指示，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现在各种史书只写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不写1955年部署开展的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于是，各省（市）向中央报告并得到批准的镇压反革命计划，包括捕人、杀人具体数据。安徽省上报中央并得到批准的反革命捕人数是：1955年2.5万人、1956年4万、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安徽1955年捕人任务很难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1955年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批准手续），这些所谓“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经过大规模镇压，摄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少了，所以1956年3月24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和公安部报告说：“原来计划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4万名的计划，要适当减少62.5%至75%，即修订改为1万至1.5万名。”而实际上1956年逮捕了2.5万多名“反革命”，大多数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人。

　　高压政策一时见效，但是并没有消除反抗和斗争。从1955年至1957年安徽省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仅暗杀农村基层干部事件就有100多起，被害者114人，而作案者大多数是普通农民。1955年4月6日到9日，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群体性聚众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被殴打干部39人，其中14人伤势严重。公安厅给省委、公安部的报告说：“发生抢粮的原因是：主要是粮食定产偏高，统购数字偏大，群众留粮过少，粮食供应先松后紧，以及干部强迫命令，激起群众不满，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所致。事件发生后，省、地、县委立即派出干部前去处理，调去公安干部、公安部队维持治安，运去大批粮食供应急需。本着有问题要解决，有错误要承认；对参加抢粮的‘反坏分子’要逮捕，对罪大恶极的要镇压；对参加抢粮的群众要批判的处理方针。首先解决存在的问题，至5月25日止，除原订4400万斤粮食（返还）销售计划外，再赶运粮食1050万斤，以满足供应。同时，逮捕参加抢粮的‘反坏分子’108人，对其中为首煽动闹事的4名‘反坏分子’，于5月13日分别在该县四个抢粮点公审枪决；对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进行检查承认，事态平息。”

　　这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先是虚报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强迫（包括打骂、捆绑、非法关押）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群众愤怒。被逮捕的108个“反坏分子”，包括那4个被枪决的人，原来的身份，都不是“四类分子”，而是农民。只是他们带头抢粮，并殴打干部，打砸区、乡政府，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