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出版的一些社科类书籍，仍然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当做了不起的事情记载下来，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绝大多数农民是不愿意合作化、吃大锅饭的，因为合作化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他们怀恋土改后那两三年美好的日子。我家就是一个例子。解放前种地主家地，交租子，加上苛捐杂税，不得温饱。土改后分了地，从1951年到1954年，温饱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才有可能上学读书。大哥因为解放前家里穷困，小学未毕业辍学，解放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土改结束后被吸收当了干部；二哥是文盲，在家劳动，他听党的话，积极拥护互助合作，先当互助组长，后当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我父亲坚决反对他将家里的土地入社，父子俩经常为此吵嘴打架。我那时在舒城中学读书，一次从学校回家，看见母亲坐在床上哭泣，问为什么？母亲说，你父亲被合作社的人叫去辩论，今天肯定要挨打，被辩论的人，没有不挨打的。我说你放心，他们不会打他，二哥是副社长，这点面子他们是会给的；再说，大哥在城里工作，恐怕没有人敢对他动手；你以后要多劝劝父亲，不要拖二哥后腿，不然他的副社长怎么当？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都在看咱们家，如果我们家退社，全社不就跨了吗？

　　二哥当晚没敢回家，第二天回家时，父亲拿着扁担打他，追了1里多路没有追上，悻悻地回到家里。在我和母亲的劝解下，父亲的气才逐渐消了。父亲也想开了，退社已经不可能了。闯过父亲这一关，二哥一直在农村当基层干部，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20年，是党在农村得力的依靠对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了才退下来。

　　关于“大跃进”时期对社会的控制，笔者在《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已经做了详细记载，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1958年，按照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所以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安徽仅公安机关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镇反”抓的人还要多。县里、公社、生产大队自己办的劳改队抓的人，比这还要多得多。比如定远县，不仅县里私设劳改农场，公社、大队也有小劳改队；全县23个公社中，就有13个公社设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这种无法无天的随意关押人民群众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主、富农帽子不合适，于是就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大跃进”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据安徽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那时还没有“坏分子”罪名。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政治骗子、投敌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定为“坏分子”范畴，从此才有“坏分子”这个罪名）。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