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像袁枚这样“枯杨生蒂”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从袁枚身上，我们从另一侧面看到了男权是建立在妾、妓的悲哀之上的。

　　家妓的血和泪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贵或文人士子们自命富贵风流的标志。在当时蓄养家妓不仅仅是只为取乐，而成了一种比富斗豪的筹码，甚至发展到竞相斩杀家妓取乐的地步。

　　西晋有一暴富之人叫石崇，他听说贵族王恺请一些朋友到自己家饮酒时，席间总是让家妓吹笛助兴，倘若有的家妓不小心吹走了音韵，王恺就会叫下人将那跑调的家妓拉出去打死。在座的所有宾客都为此大惊失色，而王恺却依旧谈笑风生，以显示自己富有和豪爽之气。石崇听了，为了和王恺较量，他每次宴请宾客时也请家妓陪酒劝酒，倘若哪个客人不能喝完所劝之酒，他就会让家奴立即把那个劝酒的家妓拉到门外砍头。有一次，石崇请了王将军来府上喝酒，家妓陪酒劝酒，王将军故意不喝，石崇一气之下，竟在席间连斩了三个陪酒的家妓，足见其残忍。不过，这残忍的石崇也有报应的时候。他非常宠爱一个叫绿珠的家妓，这绿珠“美而工舞”，当时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偏偏看上绿珠，派人向石崇索要，石崇当然舍不得，孙秀怀恨在心，随便找了个借口，告发石崇谋反结果被斩首示众，可怜的家妓绿珠也在他们的争斗中跳楼自杀。

　　在唐代，尽管当时的朝廷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了“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的规定，却仍阻止不了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的风气。这类现象，在唐代文献中屡见不鲜，文人士大夫之间亦如此。诗人刘禹锡有个美妓，朝中官吏李逢吉便想夺到手。有一天，他在家中设宴，招待刘禹锡和朝中的几个大臣。所有的宾客都带着自己的宠妓而来。酒饱饭足后刘禹锡作别时，李逢吉却扣住他的爱妓不放。万般无奈，刘禹锡只得先回家，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写了一首诗给李逢吉，希望他能把家妓还给自己。第二天，刘禹锡又约了几个朋友去了李府，不料李逢吉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刘禹锡的诗写得好，却不打算放人，刘禹锡在愤懑之中又写了四首诗，题为《怀妓四首》。至此，李逢吉占据他人家妓已成为公开的霸占，并不需要什么借口，而刘禹锡的美妓，也就成了他们争斗的牺牲品。

　　唐朝时还有个宁王叫李宪的，家有宠妓数十人，个个姿色出众，但他偏偏又看中了当街卖烧饼师傅的老婆，就派人强夺进府。一年之后，玩腻了，宁王心血来潮，立即又派人把那卖烧饼师傅召进府，在几个宾客面前让他们夫妻相见，结果夫妻两个抱头痛哭，惹得在场的客人们都为之动容。于是，宁王下令每个宾客文士均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其中诗人王维写成了一首《本事诗·情感》：　

　　“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之后，宁王又让他们夫妻二人一同回家团聚。

　　严厉禁娼下的娼妓业

　　我国官妓的鼎盛时期是唐代，唐代没有针对官员狎妓的禁令，所以当时的官吏大都比较风流放荡。宋代则对官吏嫖妓的约束甚严，规定凡军营、郡守等官员，可以让官妓佐酒，却不能私侍枕席。所以宋代嫖妓的人数比前朝少了许多。明朝自朱元璋始，就有皇帝赐诸王“乐工二十户”的规定，因而明代宗室玩妓之风大有抬头之势，直到明世宗朱厚熜下令裁革各诸王妓乐，玩妓之风才有所收敛，但到了万历皇帝时，玩妓之风又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