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这枚戒指被父亲蒋光鼐带在身边。蒋建国说：“父亲一生历经坎坷，许多贵重的东西都丢掉了，但这枚戒指却始终带在他身边。”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以后的8年抗战里，他一直历尽多次险境，但都化险为夷。
“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件小事。一天清晨，他刚起床就到屋外的松树下去观察敌情。忽然，日军飞机扔下的一枚炸弹在他住的小屋前爆炸了。一块弹片穿过窗户，深深地嵌进了父亲的枕头。”蒋建国说：“几分钟前，父亲还睡在这里，太危险了。”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把这枚戒指送给了即将上大学的女儿蒋定苏，他说：“一定要好好保存。”“定苏姐一直珍藏着这一珍贵的礼物，‘文革’时为了免于丢失，用塑料布包裹后藏在花盆的泥土中，才躲过了造反派抄家的劫难。”蒋建国说。
直到1988年，“民革”中央召开“纪念蒋光鼐同志诞生100周年座谈会”时，定苏姐从山东把戒指带到北京来，表示要把戒指捐献给有关部门，但是不知交到哪里去好，就暂时放在我家，一放又是14年。在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座谈会上，戒指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反蒋抗日，给儿子取名“建国”
1932年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第19路军调离抗日前线，由海道输送至福建进剿红军。
蒋光鼐接到军委会密令后十分难过。“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家眷悄然离沪，也没跟蔡廷锴打招呼，经香港回到家乡广东东莞虎门。‘一○二八’他打的太窝气了。”
7月26日，蒋光鼐辞去第19路军总指挥职务，只就任驻闽绥靖主任；第19路军交由蔡廷锴指挥。
1932年冬，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被调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兼任驻闽绥靖主任。是年底，第19路军被派去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而此时日本军队已占领了山海关，中华民族沦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央红军发动第5次大规模“围剿”，命第19路军向闽赣边界推进。蒋光鼐、北伐时期的蒋蔡廷锴等对此强烈不满，于是光鼐酝酿调转枪口反逆。
时过不久，各地反蒋抗日的爱国者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纷纷到达福州，革命形势已达到高潮。蒋、蔡率领全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福建事变”，通电全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对国民党领导，推举李济深为国府主席，同时将第19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扩编为5个军，10个师，由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邓世增，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出十余个师的嫡系部队，由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别指挥，并调集海、空军执行封锁、轰炸和侦察等任务，以蒋鼎文为总指挥。蒋介石还亲临前线，将行营设在闽北建瓯。
与中央军的行动迅速相比，福建方面则表现得举棋不定。起事之初，蔡廷锴主张先消灭亲蒋的刘和鼎部，再集中兵力与入闽中央军决战；蒋光鼐主张将主力调回闽南，背靠广东，联络红军，与中央军打持久战，或由闽东进兵浙江，威慑蒋介石的腹心地带，打乱其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等则主张集中军力守卫福州。结果是陈铭枢的意见得到多数的同意，主力被调到福州，放弃了闽北诸多要地的防守。
第19路军在重兵压境和飞机滥炸下节节败退，由于兵力悬殊，寡不敌众，最后落败。
1月13日，位于福州的革命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宣称迁都漳平，实际存在时间不足2个月。“第19路军中将士本来对于这次反对蒋介石的认识就不足，不少将领暗中都与中央军有联系。”21日，各军军长联名发出拥护中央，静待和平处理的通电。蒋介石先将团级以上职务全部改由黄埔系亲信军官充任，随即撤销19路军番号，被改编为国民党第7路军，后来又开往河南、皖南整训。至此，第19路军被彻底消灭。
先期转移到达龙岩的蒋光鼐得知19路军主力接受改编，大局已不可挽回，遂与粤军联系，希望陈济棠允许滞留福建的有关人员过境。陈济棠仅允许他与李济深入境，他与李济深乘飞机到达汕头，1月26日抵达香港。“陈济棠和我父亲私交不错，我父亲要过界他就同意了。父亲、李济深伯伯他们坐飞机到香港，林植炎开的飞机，他是飞行中队的一个头儿。蔡廷锴伯伯当时已被迫离开部队。”
后来，蔡廷锴说，“福建事变”没有蒋光鼐，是做不成的。
蒋建国说：“父亲其实知道‘福建事变’这个事必然失败。部队底下的人不愿意反，认为反蒋是上头的事情，父亲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国’就是纪念那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这个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建设祖国，我不说别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