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蔓延一时的隐射史学及其余毒，绝非历史科学，而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践踏。
探寻历史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基本追求。史学研究的任务，从根本上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就是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所谓“古今之变”，就是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有自己的理论追求与建树。史学研究必须基于实证，但实证不是史学的目的，更不能把实证简单化为烦琐考据。以烦琐考证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貌似严谨，实则背离史学之真意。烦琐考据和细碎化是当前中国史学的两大流弊。然而，考据学毕竟不等于历史学，细碎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史学的主流。如果史学家缺乏对整体的关注，放弃对历史规律的追求，津津乐道于社会生活的枝叶末节，其结果必然是迷失在由大量资料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
所谓学术研究，不过是盲人摸象，着力越多，离历史学的真意与宗旨越远，正如章学诚所批评的：“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同异，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严谨的史学思维，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一是长时段的观点，也就是对历史的考察，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要将研究对象置于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分析其本质，考察其意义；二是整体的观点，不能用对表面现象的观察代替对内在本质的分析，不能用对局部的考察代替对整体的把握，更不能轻率地用对个别案例的解剖代替对全局的认识；三是发展的观点，即不能把研究对象静止化，要从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这一基本实际出发，研究变迁原因，追寻变迁规律，把握变迁本质，从对历史演变内在逻辑的分析中认清历史的真谛。这三个要求，是历史分析最基本的常识性原则，不可动摇。只有真正满足了这三个要求，历史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科学化。
当代中国学术，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方法层面，都面临着越来越多元化的选择。当我们执意前行时，有必要不时回过头去，看看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这里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是中国学术的优势所在，也是尊严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