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后历任天津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6月，周扬致信王林。虽然他并没有读完整部作品，但肯定地表示：“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

　　此时，针对这部小说仍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让王林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

　　最终，在周扬的支持下，1949年8月20日，《腹地》在天津开始排印。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腹地》。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它送到爱人刘燕瑾手中。

　　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党员不会想到，在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枪炮之后，他却会因为一本小说，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腹地》实际成为禁书

　　在1950年的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了署名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经历过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洗礼的陈企霞以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视角，对《腹地》作了一次文本细读。

　　陈企霞的文章先扬后抑，首先表扬了《腹地》中有些内容真切动人，然后，“带着十二分的惋惜，郑重地指出这部小说无论在选择英雄形象上，反映农村内部斗争上，描写党内斗争和党的领导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重大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

　　文章徐徐展开，历数了小说的种种问题：主人公被作者描述为孤僻、村民被小丑化、党员有私心杂念、村支部书记不够正面……然后直指“问题核心”：“在小说《腹地》中，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党的作用是看不见的，党内的斗争充满了无原则的纠纷。”在文章末尾，作者提出警告：“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1950年的《文艺报》，几乎直接代表着中共对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这篇两万三千字的重磅文章，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

　　王林后来写道：“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也没有具体的禁止发行这本书的文件。就是这篇文章一出，新华书店就都买不到这本书了，很快就全部下架。”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企霞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一位作家孙峻青曾特地去书店寻找这本小说，但无法买到，后来他偶然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

　　王林感到气愤。根据作家、《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的回忆，王林曾专门去找周扬：“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但于事无补。

　　“她哈哈大笑，我浑身打冷战”

　　这次名为批评实为批判的事件，是王林命运的拐点。此后，他因为这部小说一共写过8次检查。

　　“同志们帮我认识了我在创作上的主要错误，是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在写完长篇小说《腹地》一年多以后到北岳区整风才正式看到的。”

　　这篇写于1952年3月27日的检查，无意间道出了小说被批判的根源。